代wxmang发帖【读易经心得】大壮卦：富而不骄，强而不霸

最后的神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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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乾天 上震雷 － 雷天大壮卦）

大壮，利贞。

大意：在《易经》中，阳爻称大，气势逐渐强盛称为壮，也可说茁壮。另外壮也有壮观之意。大壮卦卦象就是阳气逐渐增长，所以是大且壮之象，象征君子之道正旺。而大壮之时，利于谨守正道。

大壮比喻事物正处于发展壮盛之时，应当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急不躁，不偏不倚，持中求正，才能获吉的祥。切不可恃强激进，恃强凌弱，而要能谦退持中，谦恭自抑。

传统解释：

大壮卦是十二消息卦中二月之卦，卦象是四阳爻盛长，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生机盎然。正月是三阳泰卦，阳虽长而未盛，此时阴阳均；三月是五阳夬卦，阳已盛将衰，都不可言壮。阳象征君子之道，大壮卦正是君子道长之时。君子之道是谦恭自抑，持中求正。

大壮卦与遯卦是一组，把遯卦旋转一百八十度就是大壮卦。《序卦传》说：“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衰极必盛，否极泰来，这是《周易》的辩证法，退正是进的开始，飞遯之后就会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所以遯卦之后是大壮卦。

从卦象上也可以看出大壮之意。大壮卦下卦为乾，乾为天；上卦为震，震为雷。雷在天上滚动，有威震四方之象，也是强盛壮大之意。

“贞”就是“正”，“大壮，利贞”，就是说在大而强盛之时，君子做事要循正理，行正道。大壮之利就在于正。不正则恃强凌弱，不贞则必暴，暴必折，所以大壮贵正。《杂卦传》说“大壮则止”也即此意，大壮即阳刚盛长，阳刚盛长是阳刚当止则止的时候，适可而止，其实就是所谓持中求正的要旨。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大意：《彖传》说：阳爻称大，阴爻称小。大壮卦的卦象是阳气从下而升，阳爻渐长已至于四，所以称为“大者，壮也”。而卦象是下卦是乾，是刚健，上卦是震，是动，满天风雷，壮观无比，所以是刚健而又能奋起之象，所以说“壮”。卦辞的“大壮，利贞”是说刚健奋起的君子要能把握适可而止的尺度，保持持中守正，不偏激不过度，这才是依正道而行。古人说：天地既大且正，长养万物而不有私偏。所以保持刚大正直的气质，就能展现天地的真性情。

传统解释：

大壮就是四阳爻茁壮成长。下卦阳刚而上卦震动，阳刚是刚健坦诚，能战胜人欲之私，震动则能奋发有为，所以能够有正气在身，有所作为。不正不可以为大，否则不过是恃强凌弱或爆烈短命。天地的特点就是中正，包容，人如果能以天地中正包容，适可而止为楷模，就能刚合天德－－适可而止；动合天行－－中正包容，就可以做到效法天地。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这个大就是壮；“以直养而无害，则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个直就是正。

天地不壮不能万物生机勃勃，君子不壮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元气不壮不能保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阳胜阴，君子胜小人，正气胜邪气，都是“大者，壮也”原理的体现。《易经》在这里提醒，刚健盛气之时，千万要持中守正，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能盛气凌人，恃强凌弱，否则必暴、必折、必害。违反中庸之道，必然祸患无穷。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大意：《象传》说：大壮卦下卦是乾，是天，上卦是震，是雷，有雷在天上之象。雷在天上，声威动天，场面宏伟之意，壮观无比，刚健而奋起，这就是大壮。君子观察到大壮卦雷在天上，声威动天，刚健而奋起之象，感悟到在阳刚气势强盛之时，必须遵循正道，依理而行（礼，理）。

传统解释：

大壮卦是乾卦在下，震卦在上，所以说“雷在天上”，雷是阳气，是下卦乾的阳气茁壮成长至于上卦，所以能助于天威，情景壮丽无比，这就是大壮。

一般说来，人在盛极之时，顺风顺水之时，好生骄溢，自以为是，所以《易经》警告不要得意忘形，要“非礼勿履”，适可而止，不能狂妄自大，不能偏激偏进，要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儒家认为君子最壮美和最难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赴汤蹈火，白刃武夫之勇者也，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可。朱熹认为：人之克己，如雷在天上，威严果决，方能克去非礼。儒家认为：自胜者强，只有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壮。战胜自己，实际上就是控制自己欲望心魔，坚决按照中庸之道，小心谨慎行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所谓克己复礼。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大意：初九阳刚得正，本有诚信之德和上进之心，但居位卑下，上无应与，有所作为而力有不逮，所以有壮于足趾之象。若贸然躁动求进，急功近利，必然受到伤害，所以告戒有凶的征兆（有孚，必然）。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大意：《象传》说：初九阳刚初壮，是想欲有所作为的，但是上无助而又无积累，力不从心，盲动必然有遭凶险之忧，所以应当诚信自守，安心暂处穷困，以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相机而行，善养其壮。（孚穷，必然遭遇穷困之意。穷，指初九既无应援，又有卑下无位之困）

传统解释：

壮于趾就是急于前进的意思。从爻象上看，初九处于大壮卦之下，对前途充满信心，急于上进。但初九以刚爻居阳位，阳上加阳，躁动过急，能力资源机会都积累不足，力不能及，急功近利，不能循正理，走正道，也就是未能做到《象传》中所说的“非礼弗履”，前进必有凶险，也就是爻辞所说的“征凶”而“有孚”。所以《象传》说“壮于趾，其孚穷也”，过于刚而急于用壮躁动，其穷困而致凶是必信无疑的。

黄寿祺先生说：趾为动象，初九壮于趾，犹盛于进。阳刚初壮即动，必遭凶险。故戒以守信不进，善养其壮。此亦周易慎始之义。

九二，贞吉。

大意：九二阳居阴位，有刚中之德而能谦逊之象，所以其能谨守正道而获吉祥。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阳刚得中，所以能能公正处事，无所偏私，持中求正，不急不躁，不偏不倚，所以能谨守正道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九二处于下卦中位，不过于壮，是刚柔得中，刚中有柔，壮而得中。得中，所以能刚中守谦，刚柔相济，虽然失正，但因得柔相济，所以能够自抑谦恭，不极端偏激，不过壮。

同时，九二上应六五，刚柔相济，不恃其壮，所以能头脑清醒，所以九二遇事不盲目躁动，而能冷静处理，所以能守持正固，获得吉祥。《象传》明确指出“九二，贞吉”，是因为“中”，就是谨守中庸之道。

古人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所以故大壮四阳爻，居阳位都凶，居阴位都吉。

黄寿祺先生说：周易崇尚谦德，愈是大壮之时，欲以谦柔不用壮为美。故易祓曰：易之诸卦，阴阳贵乎得位，惟大壮卦阳刚或过，则以阳居阴位为吉，盖虑其阳刚过于壮者也，故二、四爻刚居柔位，皆言“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大意：如果是小人，在大壮之时，一定高歌猛进，恃强凌弱。而九三阳刚当位，有应于上六，刚柔互济，是有为的谦谦君子，知道自己处于下卦乾健之极，是刚猛最盛之时，已经是物极必反之时，居于多凶之位，不敢妄动应上以显其壮，所以只能谨守正道，谦恭自抑，低调隐藏，以防危厉。否则自恃其壮，犹如刚壮的公羊，冲触藩篱，再坚硬的角亦将羸弱而受伤，必有凶厉临身。（罔，无，用罔，不用壮。  羝，音低，公羊、壮羊。羸，音雷，孱弱）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大意：《象传》说：小人当其强壮之时，由于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稍微行动必然偏激过中，只顾前进而不管身后，急功近利，这是致凶之道。所以这里是勉励九三应当以阳刚君子自居，不要象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小人一样得意忘形而逞其壮，自讨苦吃，自取灭亡。

传统解释：

九三处于下卦乾卦之终，以刚爻居阳位，且与上六相应，刚柔相济，正是高亢强盛到极致之时，小人处于这种形势就会利用其壮以呈刚强，凌犯他人，动则过中，进则不顾，就像刚狠的公羊，虽藩篱在前，亦触突而进，以致反羸其角而进退不能，凶险必至；君子处于这种形势则不妄用强盛，而是依循正道而行。小人用壮是亢龙有悔，君子用罔是乾龙勿用。

从卦象看，九三、上六都是上下卦的极位，都有触篱笆之象，但是九三刚而上六柔，是上六本非壮，依恃九三之应而壮之象。所以“君子用罔”也有告戒九三不要应对上六，以免为小人所利用，利用九三支持来逞其壮。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大意：九四处四阳积累最盛之时，失位而且下无应，即孤立无援而有居于险地，本当有悔。但是九四阳居阴位，有谦恭自抑之象，所以行为不会违反谦逊之道，有谨守正道而不失其壮之象，所以可消除悔恨而获得吉祥。又因为前面遇到的二阴六五，上六，所以能勇往直前，畅行无阻，就像刚壮公羊，冲触藩篱，一触而决，其角不受伤害。又如大车有坚固强壮的轮輹，车行极其迅速，无所阻碍。（輹，车箱下木制器械，用以钩住车轴）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积阳最盛，又前遇二阴（阴阳相济），所以能畅行无阻，犹如刚壮公羊冲触藩篱，一触而决，其角不受伤害。说明九四可以向前进取而有所作为。

传统解释：

九四居上卦之下，居位不正（刚爻以居阳位为当位，现居于阴位），且与下无应助，阳刚盛长，居于阳爻极致，已大大超过中壮之地，是居于险地而无能为力之象，失位无应应该有悔，但是九四刚爻居阴位，刚得柔相济，正如九二刚爻居阴位，有行谦持正之象，故可获得吉祥，而悔恨也随之消失了。

大壮是君子道长之时，要持正求中，谦恭自抑，这样才能逢凶化吉，所以告诫“贞则吉而悔亡”。所以九四以刚处柔，适可而止，收敛自抑，就能不用壮而壮，也即君子有大勇，以义理为壮，相反则气虽壮而不正，匹夫之勇不得为大壮。这就是说理直气壮才是正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九四虽已到极盛境地，但是因为前面是六五，上六两个阴爻，刚柔互济而非同性相斥，所以没有刚性阻挡，所以不会停止继续上进的脚步，九四必然以正盛之阳，用壮而进，就像壮羊用角冲毁不坚固的藩篱，一触即溃，莫有当之，一往无前，自己也不会受伤。也像一辆有强壮坚固车轴车輹的大车，将一往无前，滚滚向前。这就是“尚往”的意思。

黄寿祺先生说：二、四两爻都以阳居阴位而获贞吉，是其所同。朱熹辨析二者之不同曰：“九二贞吉，只是自守而不进，九四则是有可进之象。盖九四以阳居阴，不极其刚，而前遇二阴，有藩决之象，所以为进。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两阳隔之，不得进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大意：六五阴柔得中，处大壮已过之时，又因有应于阳刚九二，有九二相助代劳，所以自己无须用其壮，没有刚猛特点，犹如刚壮之羊，已轻易的消失其刚壮本性，所以不会有悔恨。（羊，指羝羊，言其壮。易，容易、不难）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以阴居阳，居位不当，又因四阳已过，所处非当壮之位，犹如刚壮之羊，已轻易的消失其刚壮之本性。

传统解释：

六五是柔爻居，居刚位（第五位为阳位），是不当位，又已经四阳已过，在大壮时是力不从心之象，所处非当壮之位，也是不当位，如果自己用强力行事，则必然力所不能及，难以成功，而且会有悔恨。但是六五以柔居中，所以有无所用其壮之象。所以六五唯一选择的办法是消除急切上进的刚性，无为而治，就像公羊消失其刚猛本性，心平气和，如此则可以无悔。

另外一种解释是：羊是壮的象，易是场的意思。所以意思是：大壮卦四阳在下，所以称大壮。至六五已无阳，则已经丧失其所谓大壮的实质，所以有“丧羊于埸”之象。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大意：上六居大壮卦之终，处震动之极，是求进心切，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之象，却体质阴柔不刚，有如失壮年老的公羊用羊角冲撞篱笆，结果被卡住，进退两难，前后失据之象，所以上六想有所为必然无所获利。但是上六下应的九三具阳刚之质，如果能心平气和，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坚贞自守等待九三来援，就有阴阳应合，刚柔互济而并进之时，这就可获吉祥。（遂，进）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有如失壮年老的公羊冲撞篱笆，进退两难、前后失据，是因为上六阴柔不壮却求进心躁，考虑事情不能审慎周详。如果上六能坚贞自守以待九三阳刚之应，终会有阴阳相应而并进之时，就可获吉祥。而且只要有信心，有耐心，上六所遭遇的艰难和被动局面就不会维持太长久。（详，审慎周详）

传统解释：

上六处于震动之极（大壮卦上卦为震），求进心切，所以会恃强盲动。但上六以柔爻居阴位，体质柔弱，不能像九四那样利于进取，因此适得其反，自寻烦恼。

同时从卦象看，上六有应于三，所以不能退，上六处于大壮卦之终，也是进无可进。所以比喻是公羊之角挂在坚固的篱笆上，进则碍身，退则妨角，进退不得。是持疑犹豫，志无所定的象，处于这种困境和这种情况下决策做事决事，当然“无攸利”，干什么都没有利，什么也都干不成。

不过爻辞又说“艰则吉”，意思是由于上六其质柔不刚，所以能谦而退之，艰贞自守，而且居处刚位，刚不害正，所以忧患消亡。朱熹说：“然犹幸其不刚，故能艰以处，则尚可得吉也。”

九三，上六各居上下卦的上位，都有“触藩”之象。上六质柔好动，所以进退失据。大凡为人处事，以为容易大都预后不吉，以为艰难则顺利。所以中国人做事情，大多是做最坏打算，付出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古人说：艰则知其难而详慎，咎自不长。这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要旨。

尚秉和先生说：三、上为正应，终必和合，故曰“咎不长”。

黄寿祺先生说：上六既言“无攸利”，又言“艰则吉”者，正从两方面揭示爻义：谓此时若盲目强进必不利，若守艰缓图则有吉。朱子语类曰：“上六取喻甚巧，盖壮终动极，无可去处，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艰则吉者，毕竟有可进之理，但必艰始吉耳。”

小结：大壮卦与《周易》其他各卦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而言，在《周易》中当位好（即刚爻居刚位，或柔爻居柔位），但在大壮卦中，则基本上相反，初九当位为“凶”，九三当位为“厉”，上六当位为“无所利”，反而九二不当位为“吉”，九四不当位为“吉，悔亡”，六五不当位为“无悔”。

因为大壮卦象征大而强盛，在壮大强盛之际一定要守正，即卦辞所说的“利贞”。所以强壮之时不怕不壮，而怕逞壮。妄用强壮，虽壮而离正，就必然急功近利，得意忘形，必然短命凶险。因此为了持守正道（“利贞”），大壮卦就不再像其他卦那样扬刚抑阴，而是要求刚而守谦，慎用强壮，更不可恃强凌弱，所以刚如能得柔之济，柔如能得刚之济，刚柔相济，强盛之时持中守正，就能吉祥。这就是《周易》的辩证法。

二、牵强附会－－恃强凌弱必遭报应

前苏联对东欧小伙伴，是典型的恃强凌弱，其瓦解后的待遇，也是典型的报应。

俄罗斯这个民族，最大特点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土地扩张冲动，而且没有底线，无所不用其极。对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小兄弟是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这也是最后毛主席不得不跟尼克松勾兑，并导致苏联最后被瓦解的一个原因。

东欧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美英基于自己利益，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主要是1944年10月由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定”，和1945年2月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确定的（《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东欧的奴役和殖民统治（所以英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例如根据上述协定，1945年2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威胁罗马尼亚国王“罗马尼亚国家的独立地位无法保障”，要求由亲苏的格罗查组织政府，并获得成功，而英美不过是丘吉尔3月1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函，非常委婉地提示斯大林不要太过分而已。等于默许。

事实上，二战刚结束，东欧各国并非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只是联合政府中的一员。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包括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代表；波兰则成立了由统一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和民主党组成并吸收伦敦流亡政府和其他民主人士参加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匈牙利组成的联合政府，包括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民主党、工会组织和无党派人士，其中小农党得到了57%的绝对多数票，而共产党只得到17%而已；保加利亚由工人党、农民联盟、“环节”联盟、社会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祖国阵线政府”等等。

1947年在英美的默许下，苏联开始消除异已，一大批民主党头面人物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其中包括波兰的米科菜契克、匈牙利的费伦茨·纳吉、罗马尼亚的尤利乌·曼纽、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1948年，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全部合并于共产党之中。例如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2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在4月、匈牙利社会党在6月、波兰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在12月，先后完成了与共产党的合并。

这样苏联就把持了各国党和政府要员的任免权，以保证东欧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亲苏联路线的人手中，避免让亲西方分子担任要职。例如，战后初期，苏联领导人坚决不同意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回国，只支持苏联红军进入波兰时建立的卢布林政府，并将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派到波兰去担任国防部长，后又任命为波党的政治局委员。又如，苏联领导人派遣外长维辛斯基去罗马尼亚改组原有的政府，指名要亲苏的格罗查担任总理。当时，维辛斯基竟然威胁说：如不执行苏联的这一决定，“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将可能不复存在”。这样，拉科西、贝鲁特、契尔文科夫等“苏联派共产党人”均任要职。

1947年9月22～27日，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是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阻碍它们独立自主的行动。例如苏联操纵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共，并号召南斯拉夫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还主动废除了苏南友好条约。接着，在苏联领导人的指挥下，东欧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洗“铁托分子”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制造出了骇人听闻的“布达佩斯审判案”；仅在罗马尼亚，先后就有20万党员遭到清洗；大约1/5的保共产党员被开除；波兰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也被撤销职务并被捕入狱。

而且西方也没有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实行干涉，那么苏联就在事实上占据并拥有了东欧，斯大林也就“成了半个地球的领袖”。这些是政治控制。

从经济控制看，更严酷。1947年7月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 波兰和罗马尼亚签订了贸易协定，1949年1月。苏、波、捷、匈、罗、保六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东德于1950年加入)，并限制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决定。

经互会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经互会成立之初的主要活动是相互贸易。在贸易中，苏联利用大国的有利地位，通过不平等交易剥削东欧国家。苏联从东欧廉价进口农副产品，把大量过时的机器设备高价出卖给东欧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进一步利用经互会形式为自己牟取利益。他们扩大了经互会的活动范围，在经互会内推行经济一体化，通过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共同建设等途径，使东欧国家逐步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沦为苏联经济的附庸。目前，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苏联为核心，五国在原料、市场上严重依赖于苏联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苏联服务的经济体系。他们对苏联市场的依赖也相当严重，同苏联贸易占这些国家外贸比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制约，苏联也往往利用这些国家对其经济上的依赖而对它们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在政治上顺从于它，苏联随时可以利用它手中的经济武器要挟这些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在没有摸清苏联的意图，苏联的需求和可能提供给它们的原料、燃料数量之前，无法确定自己的年度或五年计划。

而“协调计划”就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使其经济按苏联所需轨道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1971年，经互会成立了“计划合作委员会”（主席是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专门负责协调各国计划，全面协调供、产、销计划。“协调”的期限十年至十五年。五年计划不由各国先拟草案，而先由苏联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总计划大纲，然后各国照此来“协调”。所以东欧各国的计划实际上是根据苏联制定的总计划来确定的。

同时东欧各国产业结构配置必须转变为适应苏联需要的产业结构，基本失去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些国家生产专业化产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特别是向苏联出口，专业化将进一步加深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依赖。

苏联宣称，在一体化条件下，大家庭国家不必搞重复生产，小国不必去“广泛发展”各个部门，而要集中力量去生产出口产品，其他产品通过进口来满足。苏联认为，整个大家庭通过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安排，来实现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的相互适应”，最后形成大家庭“共同的经济结构”，“统一的再生产过程”，“统一经济共同体”。但是由于专业化分工过细，五国已无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


另外搞“共同建设”，强迫东欧各国对苏联进行大量投资，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如1976至80年期间东德向苏投资28至32亿卢布，捷26亿，波、匈各10亿，保6，7亿。1981年至85年，苏联、东欧各国用于共同建设的投资900亿卢布，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由五国负担。这笔额外的投资给本已负债累累的东欧五国经济带来极沉重的负担，如捷、匈被摊派的共同投资均占其五年计划总投资的4％。因此，东欧五国都怨声载道。但是在贸易价格上，苏联说了算。
      
另外还用卢布结算剥削。1963年经互会成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经互会各国间的贸易用转帐卢布进行多边结算，苏联一直宣称，“转帐卢布能够执行国际货币的一切职能”，“它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可靠的货币”。但这种转帐卢布实际上并不是货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只是作为一种统一的计算单位，用来换算各国之间外贸的盈亏，记在银行的帐面上。但是经互会各国间的贸易都是双边进行的，所以转帐卢布的结算也只限于双边范围之内，并不能用外贸盈余的转帐卢布向第三国购货或转帐，因此所谓“多边结算”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又因为转帐卢布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有顺差的国家也拿不到现汇，只限于在对方市场上购买商品，这样就造成了有顺差的国家吃亏，有逆差的国家反而有利。而苏联一再强制把转帐卢布作为经互会的统一货币，损人利己。

而且苏联对不听话的小兄弟一直是不手软的，例如南斯拉夫铁托尽管保证“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斯大林还是认定“南共已走上了脱离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人民联合阵线的道路”，“并采取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态度”。结果南共被“革出教门”。为防铁托式人物再度出现，苏联令东欧各国“连续不断地肃清可能的铁托分子，并加快苏联化和斯大林化的步伐。”于是，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再现东欧。在这场预防性的报复面前，共产主义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哥穆尔卡、拉伊克、科斯托夫、斯兰斯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在被清洗之列。苏联强迫东欧各国共产党实行血的清洗，从而堵死任何敢于不听话的可能。

毛主席说：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后，东德开始反抗，因为东德不仅要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还要按雅尔塔会议的规定向苏联交纳赔款。东德政府决议于1953年6月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工作定额10％，这种用行政命令强行提高工作定额的做法引起了工人们的不满。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首先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行业及全国270多个城镇事态迅速扩大，但很快被苏军坦克镇压（当时苏军在东德有45万驻军，11000辆坦克装甲车，1200架作战飞机）。

紧接着就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镇压。1956年6月在波兰波兹南爆发摆脱苏联控制事件，主张走“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苏联担心波兰退出华约。赫鲁晓夫飞抵华沙，但是受哥穆尔卡骗:华沙条约符合波兰的切身利益，波兰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波兰仍将是华沙条约坚强的一环。赫鲁晓夫停止调动苏军镇压，结果罗科索夫斯基最后失去对波兰控制，不再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

波兰的成功传到匈牙利，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甚高，人们要求为拉伊克平反，要求纳吉重新上台。赫鲁晓夫调动苏军开往布达佩斯，纳吉要求苏联撤军，宣布退出华约，最后苏军用坦克镇压了匈牙利，维护了华约的“尊严”。

以后陆续出现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结果还是出动苏军坦克镇压。

1980年8月，波兰因肉类涨价而发生罢工，并出现了影响波兰局势的团结工会。但苏联军队正入侵着阿富汗，它没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战场。

所以苏联长期是把东欧当成自己奴隶看待的，结果东欧社会主小兄弟义一直生存在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苏联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国内事务，而东欧各国则只能放弃国家利益来服从苏联的利益，苏联的利益高于东欧国家自身的利益。

表面看起来苏联是成功的，但是高压政策大大地伤害了东欧各国的民族感情，摆脱苏联控制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至此，东欧巨变以至于苏联瓦解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已经没有民心基础。瓦解的炸弹终于在1989年爆炸，历史上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并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突变，东欧6国从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到罗马尼亚政权更迭，共104天。

其实苏联对中国也一直是很霸道的。1989年5月16日，286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埋下了中苏不和谐的种子。30年代初，斯大林认为“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在30年代，第三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苏联干涉别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工具。王明等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领导中国革命的，王明“左”倾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路线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让中共打内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快打胜了，又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将来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同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废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订新条约的问题。斯大林怕搞坏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借口不符合《雅尔塔协定》，一再推托。经几次商谈，他才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又强加给中国一个《补充协定》，即不准第三国的公民和资本进入东北和新疆。斯大林按照苏联和东欧的合营模式，还强加给中国四个中苏合营公司。斯大林时期造成的中苏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因素，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毛主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1950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公司。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苏联派了一名情报人员罗申担任首任驻华大使，后又派了另一名情报人员潘友新担任大使。

当然毛主席不是东欧哪些傀儡，1956年后，毛主席对苏共老子党作风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反对。例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在会上宣读贺词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没有肯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似乎中国的每一成就、每一胜利都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取得的。毛主席事先看到这个发言稿后非常不满，在米高扬发表讲话时，他没有出席大会。9月18日，毛主席在接见米高扬时，严厉批评了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他指出，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国际共运中出现的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情况，不管口头上怎样称做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说苏联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并就此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金，并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它要改组政治局，就让它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10月20日晚，毛泽东又把尤金叫到他的卧室，郑重其事地对尤金说，我们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电，大家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依然不顾我们的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请你把我们的意见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接着，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协助苏共解决苏波危机。中共代表团在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坦率地批评了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刘少奇说，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至今没有彻底克服。

而在对内上，从30年代起，斯大林借口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流放十几个弱小民族的几百万居民，反对和迫害许多犹太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接连不断地清洗与迫害少数民族，镇压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反对俄罗斯化的群众活动。苏联一直把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作为斗争和打击的对象，不仅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离心倾向，而且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膨胀，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火种。

而在对内上，从30年代起，斯大林借口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流放十几个弱小民族的几百万居民，反对和迫害许多犹太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接连不断地清洗与迫害少数民族，镇压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反对俄罗斯化的群众活动。苏联一直把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作为斗争和打击的对象，不仅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离心倾向，而且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膨胀，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火种。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提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四国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凡是过去沙皇征服过的领土都应归入苏联版图。

1954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纪念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300年提纲》认为，俄罗斯帝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各民族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是苏联各民族反对外来侵犯的靠山。

1978年3月3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庆祝亚美尼亚加入俄国150年的决议》强调说，亚美尼亚人之所以要求加入俄国，是因为“他们把俄国看成是亚美尼亚摆脱伊朗和土耳其压迫的希望”。所以苏联是少数民族的救世主，18世纪末沙皇吞并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加速了这些民族同俄罗斯的接近，而俄罗斯帝国给中亚各民族带来了“文明和进步”。1957年开始强迫少数民族人民应高呼“俄罗斯母亲”，要求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感恩戴德。实际上俄罗斯人非常蔑视其他少数民族，认为少数民族都是落后无知的“异族人”，如把波兰人叫做“波兰棒子”，嘲笑勒粗人为“王爷”，叫乌克兰人为“鸡冠头”，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等等。苏联从心理上仍然继承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沙俄帝国传统。

从法律形式上看，其他十四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同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它们的地位仅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疆区和州的地位，俄罗斯处于中央领导地位，而其他共和国则处于附属地位，俄罗斯联邦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就是俄罗斯共产党中央，苏联中央政府就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处在中央领导地位，其他少数民族实际上就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结果是少数民族对过去历史上压迫过他们的大俄罗斯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和猜疑情绪，公开的要求民族独立自主或要求民族分离。

历史证明:政治家的个人行为风格，会对一个国家的战略发生重大的影响，一个国家政策的方向与特征，往往也与政治领导人物的思想水平、对形势的分析和估量，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判断相关。恃强凌弱的领导人个性，必然导致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