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wxmang发帖【读《易经》心得】损卦：损下益上不能巧取豪夺

最后的神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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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兑泽 上艮山 － 山泽损卦）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大意：损原意是减损，损卦是讲损下益上，损刚益柔，损有余以益不足的道理。损卦强调以下面自觉自愿的诚心诚意为前提来损下益上，就可获得：大吉祥；无咎害；可合乎正道；并利于往前有所作为等四项善果。

损下益上之道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下面志愿而且诚心；二是要适可而止，不能损下过甚。

只要是志愿且心存诚信恭敬损下益上，就算是微薄之物，亦足以奉献于上，并不要求以丰盛之物益上。（也即上面并不能贪得无厌，以奉献多少来判断是否忠诚，而且不能强制榨取下面奉献，更不能用欺骗忽悠手段来骗取奉献，这都会无法持久，并引起反抗）（曷之用，即用什么。曷，就是何。二簋，比喻微薄的礼物。簋，音轨，古祭祀时用以盛黍稷的器皿。用享，以贡物奉献于尊者，或祭献于神明。享，奉献或祭献之意）

传统解释：

序卦传说：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损下益上的意思其实就是奉献，例如各省诸侯损其财以供天子，百姓损财力贡税以执公务。损卦所谈的主要是损下益上的道理，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如何放水养鱼，合理获取人民奉献的原则。既要获得足够利益，又不能让老百姓造反，要自觉自愿奉献，而且能够细水长流，而不是杀鸡取蛋。尤其不能榨取和诈骗，以至于人民造反。

照卦变的规律，损卦是泰卦变来的，其下卦可以看成原本是乾卦，上卦可以看成原本是坤卦，减损下卦乾卦的第三爻增益到上卦坤卦的第三爻位置，坤卦的第三爻位置就退到乾卦的第三爻位置，经过这番损下益上的运动，阴阳互换位置，乾坤交错，就形成兑下艮上的新卦体。由于它是损下益上而形成的，所以叫损卦。

但是并不是行减损之道就都可以元吉无咎，要点是“有孚”，也即如果老百姓是诚心诚意，志愿损下益上，量力而行，合乎时宜，既不过也不及，简言之就是损所当损，那么这种损就可以符合人心，取信于人，只有这样的损才能得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所以行减损之道，让老百姓自觉自愿，诚心诚意奉献，取信于人比减损本身更关键，否则必然是暴力榨取和阴谋诈骗相结合，必然赔了夫人又折兵。多少短命王朝都是这样覆灭的。

“曷之用”的意思是：老百姓是否诚心诚意志愿奉献用什么来表现呢？回答是：“二簋可用享”（也即两簋祭品就可以表示享祀的诚敬了。古人祭祀之礼，最多用八簋，一般用四簋，最少用二簋），也即如果老百姓自觉自愿，诚心诚意来奉献，上面不要在乎供品多少，只需二簋祭礼就足以表示心意了。这就是比喻损下益上，主要在乎的是老百姓是不是志愿奉献，是不是诚心诚意，是不是竭尽全力，而不在于奉献的多少和价值，因为损下过度，就成榨取，必然是下愈损则上愈危，自己挖墙角。

儒家认为，损卦是损下之刚以益上，乾刚变兑悦，有至诚孚人之象。盖咎生于强人以从己，至诚而损己从人，何咎之有？

所以任何损都是违背人性趋利避害的事情，如果不能用诚心和诚信善待老百姓，必然或者榨取过度，或者无法获取，或者暴力对抗，都是治国的悲剧。所以“非有孚，则不吉、有咎、非可贞之道、不能攸往矣”。只有统治阶级“有孚”，则“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所以儒家很看重损卦，“损益，盛衰之始也”。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大意：《彖传》说：损卦上卦是艮，是止，下卦是兑，是悦，上卦阳刚能止住，下卦阴柔能悦顺之象，所以尊上获取会适可而止而获得下面好感，下面就会心甘情愿，诚心诚意会奉献尊上，所以是损下益上之象。尊上适可而止，下面诚心诚意是损下益上能够长期持续稳定的根本，这样就能获得：大吉祥；无咎害；可合乎正道；并利于有所作为等四项善果。

怎么样损下益上？只要是自觉自愿，诚心诚意，即使下面奉献的是微薄之物，亦足以，上面不能计较多寡贵贱，否则必然会让赋敛之徒有巧取豪夺的借口。

但是损下益上之道，应适时而行，也要适可而止，不可滥为，应时而行。（上行：向上奉献）

传统解释：

因为上卦艮卦为阳，下卦兑卦为阴，而《易经》体系认为阴顺于阳。阳止于上，阴说而顺，损下益上就是上行之义。损卦就是下者自行减损以奉献于上，所以《彖传》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在损与有孚之间加“而”字，含有假设的意味，强调如果能够下面能够甘心情愿，诚心诚意的奉献，这种减损才会得大吉，无过错。

就奉献尊上而言，一般说来，当然是奉献越丰盛越能说明对尊上的忠诚，然而如果一味地去追求物质价值和多少，而不是心甘情愿，诚心诚意，就会暗含怨恨，待机发作，包含隐患。所以奉献多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向背。

至于损下益上的时机问题，原则是当损则损，时不当损则不损，既不要在上面不需要奉献或帮助时，急急忙忙去做无用功甚至帮倒忙，也不要上面需要帮助或奉献时视而不见，望旁边缩。其实雪中送炭价值远胜于锦上添花，危难时，哪怕最小的帮助也大于灿烂时的鼎力。伹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只用二簋（微薄之助），只是该使用二簋的时候才使用，所以《彖传》说“二簋应有时”。其实掌握适时的奉献帮助尊上具有普遍的意义，当其不该损的时候则不能损，当其该损的时候就必须损，整个《易经》都十分重视时，这点被后来的儒家继承下来了，孟子就说“孔子，圣之时者也”。所以孔颖达说：“二簋至约，惟在损时，应时行之，非时不可，用之当有时，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关键时刻，力轻情意重，但是不能老是奉献浅薄来代表我的心）。

损刚益柔指的是减损下卦的阳爻增益上卦的阴爻，但是刚为德，就不能无休止地减损，只能在适可而止，所以说“损刚益柔有时”。因为有损就有益，有盈就有虚，损益盈虚都要因时因地而定，不能无条件乱用。所以《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大意：《象传》说：损卦下卦是兑，是泽，上卦是艮，是山，有山下有泽之象。山下有泽，则水气上蒸，润泽山林，而泽水深广，以衬山高，所以有损下益上之意。

君子观察损卦山下有泽，水气上蒸，润泽山林，泽水深广以衬山高之象，因而感悟到应该以损为戒，修身养性，抑止胸中的愤怒，窒塞内心的情欲，以自损不善。（惩，抑止。窒，音制，堵塞）

传统解释：

“山下有泽”说的是卦象，损卦是上卦是艮，是山，下卦是兑，是泽。孔颖达《周易正义》说: “泽在山下，泽卑山髙，似泽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就是说水泽将本属于自己的土石损去以增加山的高度，故象征损下益上。

另外一种解释是宋代《汉上易传》说：“山下有泽，则山日以削，泽日以壅”。意思是泽水浸蚀山根会使土石削落而日益减损.而山壅塞水泽内又会使泽水缩小而日益减损，故象征损。

不管哪种理解，“山下有泽” 都象征着减损，君子观此卦象意识到在修身立德方面也应有所减损，那就是“惩忿窒欲”。

忿如山之高，欲如泽之深，君子观象，反躬以损忿欲。损忿欲重要的是顺时。

因为滔天之祸都是因忿欲而起的，不惩治不能成大事。惩忿，是解决既往问题，窒欲是防范将来问题，如果能够和悦无忿，知止无欲，那就没问题了。曾国藩认为：“忿为阳恶，欲为阴恶，惩忿在一恕字，窒欲在一淡字。惩治之难，不挟破斧沈舟之势，何能有济，勇敢修德之君子才能。”
从卦象来看，下卦兑是悦，所以能够惩忿，上卦艮是止，所以能够窒欲。

《易经》系统中，兑是少女，艮是少男，而少男少女血气方刚，忿欲尤甚，惩忿窒欲，正好是修养内心。所以《系辞》说：“损，德之俢也”。

黄寿祺先生说：损之取义颇为广泛，大象传独申“惩忿窒欲”之旨，乃着重于修身立德之义。故朱熹曰“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大意：初九处在损卦之始，阳刚得位而处下，上应六四，刚健有力，积极上进。在自己本职工作完成，进德修业有成后，就要立即迅速去辅佐六四，这样才无咎害。但是初九毕竟处于初位，势单力薄，帮助六四，损下益上，损刚益柔，要量力而行，仔细斟酌，不可过损其刚，勉力妄为，适得其反。（已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或修养工作已告完成。已，完成之意。遄，音传，迅速。酌，仔细斟酌，量力而行）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大意：《象传》说：初九在本职工作完成或进德修业有成后，就能够速往上应六四以为辅佐，实现损下益上，损刚益柔，是因为初九与六四正应，上下心志合一。（尚，上）

传统解释：


初九与六四正应，而且初九以刚居阳位.是刚有余，六四以柔居阴位，是刚不足，六四依赖初九损自己的阳刚来增益自己，而正应就是刚柔互济，初九居于损卦初位，有损刚益上，损刚益柔的责任，所以初九必然应损己益上，帮助六四。

“损刚益柔有时”是说当损则损，不当损则不损。所以初九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便迅速往上应六四，以为辅助，这就是“已事遄往”。由于此举符合损卦的损下益上之道，所以爻辞说“无咎”。

“已事遄往”另外一种解释：而且初九损己益上而不自以为功，事既已则速去，不居其功，所以无咎。

而“酌损之”就是说初九要斟酌自己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减损自己的刚质来增益六四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这就是“损而有孚”，只有心怀诚信，才能把损下益上之事处理得恰到好处。

爻辞这里以臣下自损奉上为比喻，臣下各自都有手头的工作，如果搁下自己本质工作，废事而往，那就是没有敬业精神；如果工作已经完成，事已而不往，那就是怠慢尊上。然而初九现在是“已事遄往”，而又“酌损之”，正是抓住了时机，又做得恰到好处。所以初九的确做到了“损刚益柔有时”。

“尚合志也”是说在上位的六四需要初九的帮助，而初九又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后迅速前往帮助，二者志同道合。

“尚合志”的另外一种解释是：初九存速往辅助六四之志，则有急公之效；六四存酌损初九之志，则无竭泽之患。

“有孚”的另外一种解释是初九六四阴阳之志相感而互相信任，相亲相比。

一般说来，在《易经》体系中，初九与六四虽正应，但无往从之义，在下位的不援上，只有损卦初九说要立即援助六四，原因就是“上合志”，也即当损下益上之时，下面必须向尊上奉献。

黄寿祺先生说：孔颖达认为，人臣竟事速往，损己奉上，含有“学而优则仕”的意味，这是从象征的角度，以阐释爻旨，于理亦精。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大意：减损之道是损有余而益不足。九二阳居阴位，刚柔适中，不是有余者，所以无法损下益上。而且九二上应的六五阴居阳位，也是刚柔适中，不是不足者，所以不需要损刚益柔。所以两者虽然有应，但九二不可前往相助，因为一旦损下益上，则双方必然都失去营养平衡，刚柔互济的特点，必然有凶险。所以只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长守贞正，九二不损其阳刚就是益上。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大意：《象传》说：因为九二六五都得中，本身已经阴阳相济，不需要九二再帮倒忙，九二只需自守贞正，不损其阳刚就可以益上。而且九二六五由于都得中，本身都有坚守中道的心志。

传统解释：

九二和六五也是正应，与初九和六四的关系相同，但初九可以“遄往”，而九二则“征凶”，且告之以“弗损益之”。是因为九二和六五各自所处的位置则与初九和六四各自所处的位置大不相同。九二阳爻居阴位，刚柔适中，不似初九是刚有余者；六五阴爻居阳位，也是刚柔适中，不似六四是刚不足者。因此两者虽正应，九二却不能“遄往”。因为损卦的原则是损一益一以求中，不能有过与不及，九二、六五已经是中了，而且九二非有余，六五非不足，在两爻均适中的情况下，九二如果盲目地减损自己去增益六五，就会造成自己的不足和六五的有余，这就破坏了原有的阴阳平衡，两爻均失中了。所以说九二“利贞，征凶”，即利于守持正固，出行则有凶险。

九二作为一个处下的阳爻，本当自损以益上，但由于九二与六五处于刚柔适中的特殊时位，如果九二自损，反倒不能益上，若不自损，反而能保持六五的适中，就是说它不自损就已经是益上了，所以爻辞说“弗损益之”。

而且九二刚中，谦恭自抑，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所以“利贞”。所以《象传》说“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就是九二处中位并以守住刚柔适中为己志、不行减损之道是正确的。所以九二爻揭示了不当损则不损的道理，当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要自守不妄进，当别人不需要帮助时不要硬去帮倒忙。那种只知无条件竭力顺上，并不是真正的忠诚，而是愚蠢。

黄寿祺先生说：九二以不进为义，似不能行益上之道，但就其刚中之位而言，自守贞正，正可以施益于六五。故林希元曰：“夫自守而不妄进，宜若无益于其上矣。然由是而启时君尊德乐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竞之习，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损乃所以益之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大意：损卦源于泰卦，六三爻就是泰卦下卦乾的第三爻阳爻减损变阴爻损其刚，而益上卦坤上六之柔，上六变为上九，这就是“三人行，独损一人”（下卦三个阳爻减损掉一个变阴爻）。而六三应于上九，下卦是兑，是悦而求之，所以阴阳专情和合，所以说“一人行，则得其友”（下卦一个阴爻上行去相应上九）。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大意：《象传》说：一人独行，可以专情求合而成对，若三人同行，则将变生乖戾而有损。（疑，戾）

传统解释：

六三的爻辞要联系前边所谈的损卦卦体的形成来理解。所谓三人，是指下三阳、上三阴，三阳同行，则损去第三爻以益上卦，就是“损一人”；三阴同行，则损上六以为三，就是“三人行则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友”，是指六三为“一人”独行，则与上九正应，得其强大力量有朋帮助。而且损卦各爻皆两两相应，初九与六四，九二与六五，六三与上九，所以是“得其友”。

阴阳之间的减损具有普遍意义，天地、男女都是阴阳两仪，一阴一阳，势必精气交构，化生万物。可见天地万物奠不合二为一，一分为二，这正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本卦来说，如果“三人行”不“损一人”的话，那么下卦是乾，上卦是坤，上下二就仍然构成泰卦而无法变化生出损卦，也就谈不上损益之道。然而当“一人行”之后，即九三与上六交换位置，整个卦爻的关系就变了，从六爻来说，初九对六四（阳对阴），九二对六五（阳对阴）、六三对上九（阴对阳），两两构成对立统一；从上下而卦来说，艮为少男，兑为少女，二者构成对立统一；从上下二卦内部关系来说，也均为阴阳合体，构成了对立统一。

而以一求一则为两，两则有唱和之欢，成为配偶，一男一女，一阴一阳，所以生生于无穷，所以一人行则得友而成为二，达到阴阳平衡。以一求二则为三，三则有争夺之患，成为第三者捣乱。所以配偶是排他的，必须以一配一。所以《象传》说：“一人行，三则疑”，所以必须“损一人”。

黄寿祺先生说：系辞下传引孔子语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释此爻之义，并谓“言致一也”，正是表明六三“一人行则得其友”，体现着阴阳互合的专一之道。而从“三人行则损一人”中，又可看出不当的“益上”，事实上是“损上”之举，此即彖传所谓“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理。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大意：六四以阴居阴，又乘承皆阴（上下爻皆阴），体质柔弱，有偏柔之疾（阴阳之偏都为疾）。但是与阳刚的初九有应，能受益于初九的辅助，而减损其柔弱之疾，如果初九能迅速相应，则有喜而无咎害。以初九而言，在损卦之时，有损刚益柔的义务，所以必然会损己。以六四而言，则在获得初九阳刚之助后，能够减损阴柔之疾而受益。所以六四必然高兴，也必然无咎。（遄，迅速）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大意：《象传》说：六四能自我减损体质柔弱之疾者，乃因其受益于初九阳刚之辅佐，刚柔相应，是为可喜。

传统解释：


六四以阴居阴，阳刚严重不足，所以用“疾”比喻其无刚之弊，“损其疾”就是减损自己的柔弱而益之以阳刚。但是六四是柔弱之体，他要靠初九来增益其阳刚，“遄”的行为主体即为初九。

六四自损其疾的行为，促使初九迅速前来帮助他，这当然是可喜之事。所以爻辞说“有喜，无咎”。

另外儒家认为，损其疾就是损其不善，六四阴柔居上，与初九阳刚相应，能自损阴柔以从阳刚，是损不善以从善。六四阴柔之疾就是忿欲，损损下益上就是惩忿窒欲。人损过惟患不速，速则不致于深过所以“可喜”而“无咎”。

实际上就是如果自己乐于克服自身的弱点，别人就会感到容易与你相处并迅速地真诚地来帮助你，即使你犯了严重的错误，所处的环境非常不佳，只要真诚地表示出改过从善的愿望，仍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帮助。

黄寿祺先生说：六四所谓“损其疾”，既是自损相思之疾，亦是减损柔弱之质。因此，从初九的角度分析，旨在损刚益柔；从六四的角度分析，义主于减损阴柔，而获阳刚之益。两者一重在损己，一重在受益，喻意有别。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大意：六五柔顺得中居尊位，是能够持中求正，虚己下人，谦恭受益之象。所以天下大家都很爱戴，都能心甘情愿，诚心诚意来辅助増益，以至于有人送来价值昂贵的神龟来增益，而六五不能推却辞谢。（王弼认为这是天下群才，纷纷献策，竭能尽智，而六五尽皆接受，不拂大家好。）这是万民尊君之象，至为吉祥。（十朋之龟，价值昂贵的宝货。朋，双贝为朋。十朋即二十贝）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得自于上天之祐助而受益，所以大为吉祥者。

传统解释：

六五柔居阳位而得中，刚柔适中，所以不需要九二损己之刚去增益他。但是六五居五之尊位，有“虚中”特点，虚己而下人，能顺从在下的贤者，谦受益，是虚中自损而不自益之象，所以有有别人来增益之，即爻辞说的：“或（即有人）益之十朋之龟”（一般指天下贤才相助），别人既然诚心实意来益之、而六五又居尊位，不便辞谢，只好接受了，所以爻辞说“弗克违”。所以六五是天下的受益者。

也就是六五处尊位而能虚中自损而不自益，结果天下反而纷纷益之，甚至有人赠送价值十朋之龟，说明六五是很得人心的，所以爻辞才说“元吉”。而这个十朋是上九将他受益于六三的东西归诸六五，因为《象传》说“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损道是上行的，也即从来都是损下益上的，但是要需要损时才损才有益益。损益程度和时机把握是统治者最根本的技巧。

黄寿祺先生说：六五以虚中之德，虽自损而人必益之，故爻辞谓“弗克违”，而象传谓“自上祐也”。此亦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大意：上九阳刚居损卦之终，不须再损于他人以益己，所以无咎害，但必须谨守正道，才可获吉，并利于积极向前有所作为。而其阳刚居上，下得六三相应，就像获得了专心为国、不私其家的大臣所拥护。（得臣无家，得无家之臣，即能获得专心为国，不私其家的大臣）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大意：《象传》说：上九刚健有为，下有六三相应，不须损于他人而得以益己，而且能聚合众贤臣的才智，以益于国家，实现其志愿。（大，指上九阳刚）

传统解释：

上九与九二爻辞都有“弗损益之”这一句，但因居位不同，意旨有别，九二的弗损是不损己，益之是益人。上九的弗损是不损人，益之是益己。上九因为处损卦之终，上无所奉，物极必反，损终反益，所以不损刚德，是弗损别人而去增益别人。上九得六三以自益，如得贤臣之助。

上九本来就是由下卦乾阳自损而增益坤阴形成的。现在上九本身是阳刚，而与他正应的六三却是阴柔，损卦虽说是“损下益上”，但还有个“损刚益柔”的限制。六三旣然己经是阴爻，就不能再损，因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当下属已经无法再损的时候如还要损下益上，那就等于损害自己的统治根基。上九有鉴于此，反其道而行之，不减损他人反而增益他人，而上九以刚阳之道益于六三，则在上能不损其下，则得人心归服，而无内外远近都会来追随，所以能够得到死心塌地，公而忘私的部下，而六三独阴居下卦，是专意奉上，国而忘家的象。所以说“得臣无家”。

上九这样做看起来是增益他人,其实是巩固自己,所以上九不是一个高尚之人而是一个高明的统治者，知道适可而止。所以爻辞说上九“无咎，贞吉，利有攸往”。这种君上施惠属下的做法正好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所以《象传》赞叹：“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儒家由于站在统治阶级角度看问题，主要从巩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损下益上还是损刚益柔，甚至减损之道应“有孚”、“有时”，都只是一种治理手段而已。

黄寿祺先生说：上九、九二皆言弗损益之，九二是不自损即可益上，上九是不自损即可益下，两者居位不同，义旨亦别。论语尧曰篇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费乎？实与上九之爻义，至相切合。

小结：损卦两个原则，对上位者来讲，要诚信待民，损下益上要适可而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榨取诈骗，巧取豪夺；对下位者来讲，要心甘情愿，诚心诚意奉献，同时要量力而行，切不可勉强而行，更要找准时机，在上位者急需奉献时采取雪中送炭。

下卦三爻都是在下位者，上卦三爻都是上位者，损卦在下卦为自损，在上卦为受益。初九往上辅助六四得应是“尚合志”（志同道合）；九二与六五相应是“中以为志”，也即不要帮倒忙，也不要不帮忙，适可而止，见事而为；上九与六三相应是“大得志”，因为“弗损，益之”，所以“得臣无家”，所以得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剥民以富国。

初九讲的是学习修养好后，要在量力而行前提下，迅速去帮助上位者，这样才能学而优则仕；九二则是不可损下益上，去帮倒忙，不损就是益上了；六三是“一人行则得其友”，讲阴阳和谐，损下益上，损刚益柔并非单方面奉献；六四是阳刚严重不足，所以急需初九帮助摆脱疾病；六五是有“虚中之德”，持中求正，所以下面众人会心甘情愿，诚心诚意来增益；上九是不自损即可益下。

二、牵强附会－－损下益上不能过度

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

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动力是释放了人民光宗耀祖，追求荣誉和财富的疯狂精神。

而因此导致了三个现象的发生：一是为了升官发财，官员无一不竭尽全力发展基础设施，因此投资需求一直处于饥渴状态，为了弄钱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最后对借债和卖地这种无法持续使用得吐血天魔大法上瘾，既保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后继乏力的后遗症；二是为了积累财富，各色人等都不惜压榨农民工的血汗，因此出现了低附加值血汗工厂出口奇葩，导致出口高速增长，但是付出环境资源极大代价；其三是为了上下游产业的兴旺发达，房地产畸形发展，不但消耗尽大多数人一生积蓄，也导致相关产业的消费（例如家居，建材，家电等等）高速增长，但是这种透支消费压抑了其他基本消费，带来后劲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压力。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这种损下益上过度的政策。


中国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开始于1980年4月，当时286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要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

1980年9月，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进行售房试点，当时主要是以外销房为主，国内还主要是福利分房制度。

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正式宣布将实行住宅商品化的政策，开始实行向居民全价售房的试点。1982年开始实行补贴出售住房的试点，即政府、单位、个人各负担房价的1/3。1982年先在郑州、常州、四平及沙市四市进行试点。1984年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扩大试点。截至1985年底，全国共有160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实行了补贴售房，共出售住房1093万平方米。

1986年2月，成立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同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国发[1988] 11号）。

1991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圉发[1991] 30号），其中明确要求实行新房新制度。

199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1992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5月1日，《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实施：具体包括推行住房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五项措施。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 43号），确定房改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的旧体制，包括：改变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负担的体制；改变各单位建房、分房和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改变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为以按劳分配的货币工资分配为主的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人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住房金融和住房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建立规范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和房屋维修、管理市场。《决定》要求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积极推进租金改革，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

但在福利分房的背景下，房地产的需求极小。仅仅在南方沿海有点起色，但是炒作大于商品，其实这些都谈不上房地产产业，也谈不上损下益上。

1994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

关键是1998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 23号），通知要点是：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建设以商品化买卖为导向的新型市场化住房建设与分配体系；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这就意味着福利分房取消，以商品化为标志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

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1998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颁布，明确所有商业银行在所有城镇均可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并明确可以以不低于所购住房全部价款的30%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以此激励居民购房，正是这条规定，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也点燃全民炒房的导火索，也是损下益上不可收拾的原因（2000年5月底，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经过8年的发展后终于超过了100亿元，但此后仅过了5个月，就一跃变成了200亿元）。

从1997－－2007年，中国房地产业每年的增速几乎都达到同期GDP增速的两倍以上。1997年，扣除土地购置费后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2007年已经提高到10.3%，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更是达到21.5%。

国家统计局认为，住房建设对GDP的影响约为10％，即住房建设增长10个百分点，就能带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每投入100元住房建设资金，可以创造相关产业170元至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房，可带动130元至150元的其他商品需求。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所以说，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地增长10多年，房地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老百姓付出一生积蓄和后半生幸福为代价的。例如上海申江名园2001年10月一期开盘时，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开盘时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1.1万元，2004年1.6万元，2005年2.4万元。不到3年半，价格涨了300％。而按揭贷款需要后半生为住房劳碌。

因为老朱的住房改革，其目的只是为了借助住房消费的启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想承担政府在住房方面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用完一脚踢开的施政方式是老朱的特点，其实在国企改革中，老朱也不愿意承担国企下岗工人的善后责任）。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出台，“住房供应主体”被商品房所替代，经济适用房则从“住房供应主体”沦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与98年的房改方向明显产生分歧。商品房地位进一步上升，保障房地位进一步下降。

然后央行配套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贷款门槛使得中小房地产企业被大企业吞并，加剧了行业垄断性，减少了房地产的供应。

2004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要以公开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进行而使得地价大幅上升，形成全社会涨价预期。他们共同使房价成为脱线的风筝，开始进入了快速收割老百姓的时代。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18号文件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2003年的时候，房价大约是普通家庭收入的4－－5倍，而现在即使在二三线城市，都已经超过15倍。房价收入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美国是3：1；日本是4：1；香港在1997年房地产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2003年5月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资不抵债，沦为“负翁。”上海市统计局所说的“负翁”是指家庭人均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挂。

房价飞涨、民怨沸腾最终使得政府不得不在2005年颁布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来控制房价，但是中央缺乏执行力，导致地方诸侯在博弈中大获全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维护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采取天魔大法，吐血“保八”，房价也就完全失控（当时推出4万亿元投资，导致铁道部的2万亿投资大单，三大电信6千亿投资计划，北京增加投资1200－1500亿元，拉动社会投资10000亿元，山东省提出了8000亿元的投资名录，江苏省宣布一年内拨出1000亿元作为政府引导资金，广东省决定两年内筹措1000亿元财政资金，五年内社会总投资2.374万亿元，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和增加值分别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值的20%和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投资规模达到18万亿元。而且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年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达到了17.8%，新增贷款超过了7000多亿元，货币供应计划增长17%，再加上大规模的增加投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房价暴涨就是必然结果了）。

由于高房价不但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也导致整个实体经济开始受影响，社会出现不稳定征兆，所以不得不又出台了“国四条”，要求“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要到2012年末，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但是由于执行能力不够，现在已经成为笑话。

由于中国房价高低其实主要是地价高低决定的，而地方政府为了既得利益，必然通过控制土地，来牟取利益。所以中国房价高的原因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应人为地造成了土地的饥饿效应和恐慌效应，加重投机心理并引发房地产市场供需的严重失衡。所以控制房价，要点是控制土地财政，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什么控制都是昙花一现。而土地财政现在已经成为政权稳定基础一部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地方责权利和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改革，是冒国家动乱的风险的，没人敢。

现在来看，1998年对中国房价暴涨是关键之年，因为政策提供了巨大的有效需求，第一效应就是“赶末班车，凡是有钱的单位纷纷购买现房，把当时市场上所有现房一扫而空。而配套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又创造出巨大的有效需求（降低利率，按揭门槛降低，当时首付只要30％、20％，有的银行甚至提出零首付）。

另外在这之前商品房的价格受到物价局的管制，不能随便涨价，是限价的。但是在这时候取消了这些管制，为后来暴涨提供可能。

然后再用招拍挂政策把地方诸侯的贪婪魔鬼释放出来（统计表明，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30％左右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60％左右，房地产商的利润在地产价格占15％到30％）。

所以以后的历次调控，实际上都是中央地方利益博弈，例如2005年中央宏观调控主要是供给与需求双向调控，以调控需求为主（主要是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但是效果为零；结果导致2006年3月份调控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强，增加了调整房地产产品结构（即小户型，要求增加保障住房份额和90平米比例），结果效果又为零；2007年9月，不得不增加新的政策，收紧信贷，二套房以上贷款提高首付、提高贷款利率，结果效果还没出来，碰到金融危机，2008年底国务院推出4万亿，迅速降低存贷款利率，加速放贷，导致房价暴涨（例如2010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一个小区半年前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9万元，半年后变成了2．9万元。《参考消息》当时报道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调控前功尽弃，中央完败于诸侯。

而且由于在过去的10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卓著，所以中央投鼠忌器，也未必敢痛下杀手，在这种摇摆不定的调控中（因为中央政府的处境尴尬，他又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想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实业空心化和财富分配失衡等政治成本），可以预见上述的完败还会继续。因为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中，由于受三座大山压迫，有效消费增长动力不足（消费率已经降至50%以下。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较慢，而且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大部分人采取的是一种预防性消费行为），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其中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所以，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因为房地产产业通过高房价剥夺了居民的多数储蓄，建立了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财政决算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逾3万亿），而土地财政保证了政府高投资，让我们这个高储蓄的国家在缺少消费时，同样能够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

而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由于缺乏可执行能力的监督队伍，例如在地方政府对抗下，筹集资金就束手无策，最终必然是无疾而终。其实地方政府对抗中央博弈的挽救房市，以继续通过土地出让垄断来保持土地财政，好升官发财（例如上海房地产能直接拉动GDP在17％左右，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带动的GDP约为3％到7％）的手段无非是补贴、减税、降低首付，增加投资，而中央并无什么有效对策，因为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但是老百姓损下益上，予取予求是不是可以无止境？统治阶级不怕竭泽而渔，自挖墙脚？这种危如累卵的模式还能坚持多久？不需要适可而止？

而且在土地财政支撑下，中国经济已经是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而且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有现成的手段将风险转移给中央，出现严重的责权利不对等情况，可能危及政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