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wxmang发帖【读《易经》心得】解卦：拨乱反正

最后的神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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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坎水上震雷 － 雷水解卦）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大意：解就是解除，解决，象征消除险难之意。如果能够把解决问题办法施于西南众庶之地，则为有利，可使险难得以消除，群情得以舒缓。这样就将没有什么困难了（无难可往），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就能阳气复生，以修治其内，就可获吉祥。若仍出现危难，则应立即有所作为，迅速予以解决，才可获吉祥。（西南，坤地，众庶之地，《说卦传》以坤为西南之卦，坤又为众庶之地，所以西南象征众庶）

传统解释：
将蹇卦的卦体旋转180度就是解卦的卦体。两卦的卦义也正好相反。蹇卦是艮卦在下，坎卦在上，坎险在前，艮止在后，进退维谷，所以有蹇难之象；解卦下为坎险，上为震动，震动于坎险之外，而且愈动离险愈远，有脱离险境，蹇困消解之象，所以名为解卦。

同时，坎的喻象又为雨，震的喻象又为雷，雷之威无所不摧，水之德无所不涤，所以解卦的象是破天地烦郁之气而洗浊垢。雷雨已作，阴阳已和，也象征着矛盾已经解决，“天地解而雷雨作”。

解的原意就是解难而济厄。天下的蹇难刚刚解除，人民才刚刚从艰苦中逃脱，这时适宜采用宜宽大简易的政策之治，如果没有什么困难，就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则人心安定，就不失中，所以说“利西南”（在后天八卦方位中，西南是坤，坤象征大地，象征广大平易，象征大众）。所以“利西南”的本质意思是审时度势，避险就夷。消除险难之时，国家百废待兴，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这时的避险就夷是指自己内部不要无事生非，无事求动，而要安易顺处，给人民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

实现“利西南”，一是要“无所往，其来复吉”，而“无所往，其来复吉”意思是在天下刚解除蹇难的时候，要给人民重建家园、修养生息的机会，国家宜静不宜动，不要无事找事，因为既解其难，天下平安无事，就应当修复政治治理体系，恢复权力机构，申明刚纪，修定法度，拨乱反正，反于正理，无为而治，这样就天下大吉。

二是要“有攸往，夙吉”意思是如果有必须立即解决的事情，有祸端萌发，为避免事情变坏变大，就雷厉风行，霹雳手段解决，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绝不让问题糜烂，解难济险，利施于众，所以吉。

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利西南”了。

这也是《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修养生息不等苟且偷安，是无事宜静不宜动，有事宜速不宜迟。

黄寿祺先生说：坤之得在西南，蹇、解之利亦在西南，三者取象皆同，而寓意各有所主：坤卦主阴柔当顺行、居后；蹇卦主济蹇，利在从平易着手；解卦则主纾解险难，应施于众庶。

《 序卦传》说：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大意：《彖传》说：解卦下卦是坎，是险，上卦是震，是动，是先动然后出于险外之象，有纾解险难之象，所以能免于险难，所以称为解卦。西南，是八卦方位的坤位，是大地，象征为众庶之地。能前往为民众纾解困难，必得民心和拥护，所以有利。患难已解，无难可往，就宜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修复制度和体系，无为而治，就会吉祥，这是合于中道的作为。如果有祸端萌发，则应雷厉风行，扼杀于萌芽，不可失其先机，待其坐大，不可收拾，亦可获吉祥，所以前往解难，会有功。

天地一旦纾解其蔽塞，就会冬去春来，草木逢春，春雨频频，种子胚胎逬裂，蓓蕾怒放，芽蘗滋长，百果草木莫不含苞待放，春意盎然。人类效法大自然，把握此纾解的时机是多么重要啊！（坼，裂，甲坼：孚甲开坼，指百果草木都含苞待放）

传统解释：

从卦象看，动能出险，所以说动免，免就说明险难解出，所以说“解”。险是难的主要原因，有难而止则是蹇，有难而能出则是解，怎么出呢？因险而动，不安于险，这要靠动，险而动，动而免乎险。若动而不能免，还是不能解险。人事也是如此，在适当的时机，稍微努力，就能事半功倍，动而险尽平，脱困而出，所以说“时大”。

解卦上下卦相易就是屯卦，屯卦的象是动于险中，屯卦的象是芽苗穿地而未成，正在萌芽状态，解的象则是雷雨大作，百果草木皆破土而出，含苞待放。

九二以刚爻居柔位,因刚柔并用而适中，因此他既要行“柔顺”（无所往，其来复吉），又要行“刚直”（有攸往，夙吉），也就是说他既要开创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使得人民够修养生息；又要不懈怠地注意社会的动向，随时前往平定可能出现的醮成大患的祸根，从而维护这样一个得之不易的环境。所以会有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解卦与蹇卦不仅卦画卦义相反，主爻也相反。蹇卦的主爻在九五，因为九五得处蹇的中正之道；解卦的主爻在九二，因为九二得处解的中正之道。因此蹇卦要想得到中正之道，要上行，所以蹇卦说“往得中也”；而解卦要想得到中正之道则要下行，所以解卦说“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所以解卦是要来复才能得中，才吉。蹇卦的“往”而“得中”正相反。解卦的这个“中”即九二。

冬季天地冻结，阴阳不通，自然界的草木果实也经受着一场蹇难。春季到来，天地阴阳之气交通而解散，于是雷雨兴发，雨水的滋润使得果实的皮壳软化分裂，幼芽破土而出，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而这正是蹇难消解的结果，显示了解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重大作用，所以《彖传》赞叹说：“解之时大矣哉！”

“利西南、往得众也”，意思是说往西南方向去利在施于众庶，也就是在消解险难之时要给人民以修养生息的和平安宁的环境，由此将会获得众人的拥护。“往”大概就是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制定这样的政治目标并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当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人同此心，占今无别。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大意：《象传》说：解卦下卦是坎，是水，上卦是震，是雷，所以有雷雨交加之象。雷雨交加，就能万物回春，芽苗出土，生机盎然，所以有纾解之意。

君子观察解卦雷雨交加，天地否结消解，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之象，感悟到应当赦免老百姓的过失，宽宥其罪恶，以体现开明而宽大的仁政。（赦过，赦免无心之过。过，无心之失。  宥罪，宽宥存心之罪。 罪，有心之恶）

传统解释：

天地否结消解，就是大地回春之时，就有雷雨交加，所以雷雨作就是“解”的象。

“雷雨作”是由卦象而来，而雷霆之怒，威震千里，《象传》由此把雷比作刑罚，雨水之恩，润物无声，《象传》由此把雨比作德泽。雷行于上，雨降于下.由此可见刑罚之下有德泽，而春雨过后“百果草木皆甲坼”，春意无限。君子观此卦象，感悟到到要减轻刑罚，多施德泽，社会才能欣欣向荣，生机盎然，所以有过者赦之，有罪者宽之。所论与卦辞蹇难刚刚解除，以修养生息为上这一总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实古代司法讲究赦免。如《周礼司刺》就有所谓三赦三宥然后用刑之说。社会处于险难刚消解之际，为了社会人心的稳定，应该缓解各种矛盾，所以要行赦宥之法，宽大为怀。当然对于严重防碍社会稳定的罪犯也不能手软，“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大意：初六是危难初解之时，以柔处下，谦恭自抑，虽然阴居阳位，位卑力弱，但是上与九二、九四两阳相比应，应刚而承刚，得刚柔互济之助，助力强大，自己有谦恭自抑，所以蹇难必解，所以说“无咎”。（初六爻仅仅说无咎二字，没有象辞，是由于比喻已包含在爻象之中，不用多说）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以柔处下，与九二、九四两阳相比应，刚柔得以相互交接、遇合、相助，所以无咎。（际，交接、遇合之意。义，宜）

传统解释：

初六居解卦之初，虽然阴居阳位，有失位情况，可能有咎，但是处在蹇难始解之初，患难既解之时，又以柔居刚，以阴应阳，以柔处下，上应刚爻九四，又承阳刚九二，具有柔而能刚，刚柔互济，助力强劲的特点。《象传》说“刚柔之际”，就是指初六与九四正应这件事。在险难消解之时，处事能刚柔得宜，自然平安无事。由于全爻的喻意巳包含在爻象之中，所以爻辞不再取象，只是说“无咎”。

解卦上下卦相易，就是屯卦。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屯卦初爻是刚柔始交而未相会合，一动就入险中，所以说“有难”。解卦初爻是刚柔已相际接，动而岀险，所以说“义无咎”。

初六爻辞这么简易，也是因为解难之初，必须无为而治，无所事事，所以不必多言。

黄寿祺先生说：本爻仅言“无咎”二字，全爻的喻意已包含在爻象之中。胡炳文曰：“恒九二，悔亡；大壮九二，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简，象在爻中，不复言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大意：九二阳刚居中，上应六五君王，为君王所倚重。但是其位居下坎之中，所以得知坎险的内情，所以能解除众多隐患。九二又有刚中之质（二位是下卦的中位），象征其拥有刚直、中和的美德，所以如能谨守正道，不偏不倚，不急不躁，必获吉祥。（田，猎，三，多，狐，喻隐伏之物。田获三狐，解除众多隐患。得黄矢，比喻拥有中和、刚直之美德。黄，比喻得中，矢，比喻刚直）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因为拥有中和、刚直的美德，所以能行中直之道，所以能谨守正道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狐，是指隐伏之物，比喻小人。九二又处于处于坎险中位，了解坎险内情，所以能获隐伏，这就是“田获三狐”，比喻清除了卑劣狡搰小人的隐伏之患。三是多的意思，获三狐就是说赶尽杀绝小人了。黄，是说其得中；矢，是说起其刚直，所以“得黄矢”是比喻九二居中刚直的品质（古代时以为黄为中的颜色，“矢”是箭，其特点是直，“黄矢”就是中而且直）。《象传》说明九二获得贞吉的原因就是得中道。

小人如狐，狐性善媚，就像小人诱惑君子。其实小人常众，如果有一个刚明领导在上，则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惧之，刚足以断之，所以小人一般蛰伏不动，一旦上面稍微松懈，就会出来危害。九二如黄矢，有刚中之德，有刚直之才，为六五所倚任，其力足以治邪媚，狐去而黄矢如故。以中直之道解难就无难。所以“贞吉”。

黄寿祺先生说：九二以阳居阴，有失正之象，惟其刚直处中，有得“黄矢”之美，遂能排除隐患，田获三狐，故爻辞称其“贞吉”。象传所谓“得中道也”，即九二之所以能守正获吉之主因。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大意：六三阴柔失位，阴居阳位，急躁上进，卑鄙阴柔，为无德小人之象，却乘凌于九二阳刚之上，就像背负重物的小人，而窃据高位。这就易于招致强寇掠夺。说明居非分之位都不能长久，而告诫小人应当谨守正道，改邪向善，以防憾惜。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以小人之身而窃居高位，说明其行为太过丑恶。而其招致兵戎侵伐之难，是自取其辱，又能归咎于谁呢？

传统解释：

六三以柔爻居阳位,阴柔失正，乘凌于九二阳刚之上，攀附九四，用柔邪以媚九四，是乘凌九二而背负九四之象，像是小人得志。所以六三就是一个窃居高位的小人，《系辞传》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本来应该是是小人背负东西步行，君子乘车，现在是小人背负东西乘坐在君子的车上，所以爻辞说“负且乘”。

而“负且乘”必然“致寇至”。因为贼寇对君子所乘之车一直想抢夺为已有，但是摄于君子之威，不敢贸然下手，现在见小人占据了君子之器，马上有了抢夺的口实，遂前来夺之，所以爻辞说“致寇至”。所以“负且乘”的小人不但导致君子避祸，还会酿成大患，导致险难再度出现。但处在险难消解之初，按《大象传》的说法，“君子以赦过宥罪”，所以爻辞只是规劝小人改邪向善，希望能守持正固，以免滑向罪恶的深渊，造成终身的遗憾。

“负且乘，亦可丑也”是说小人得意忘形的样子令人恶心。

小人为什么能窃据高位，为佧么能占据君子之器？这一方面与小人善于玩弄阴谋有关，另一方面君王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君王任人不辩贤否，轻忽不慎，才使小人得居君子之位，甚至将国之名器给了小人。这无异于诲盗，教咹人们觊觎他们不该得到的东西，其后果是“致寇至”，招致冠戌来伐（寇小为盗，大则为戎），这就是兵戎相见的原因。而造成“致戊”的正是君王自己，咎由自取，勿怨他人。这是对统治者的警告。

儒家认为：市井负贩小人，气质卑下，窃取盛位，乘公卿大夫的路车，此窃位、僭位之甚者。而负且乘（背着九四乘君子车），为可丑恶也。

对负且乘的另外一种解释是：六三阴柔无德，欲居高位以为荣，取非其有，力不胜重，高位有如负担。据非其地，以高凌人，有如乘车。而物非其所有者，有必不久；位非其所处者，处必不安。

黄寿祺先生说：系辞上传云：“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爻辞言外之意，在说明小人能窃据高位，乃由于居上位者任人之轻忽不慎，而自招祸害。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大意：九四阳居阴位，失位不正，下应阴居阳位的初六和下乘阴居阳位六三，都为居位不正的小人，所以为其所纠附而失其诚信，犹如其手的拇指上有疾，阻碍九四与君子之交往。所以必须解除其拇指之疾，然后君子的友朋才会来至，诚信才可以孚现。（而，尔，你，指九四。  拇，手拇指。斯，则，就）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阳居阴位，下应阴居阳位的初六和下乘阴居阳位六三，都为居位不正的小人，而者均失位不正，所以失掉诚信，因为失去君子的友朋。所以九四必须阻止初六、六三之类小人的纠附，就像解除手拇指上疾患。

传统解释：

小人整天纠缠附丽于君子九四，正事不干，专做拨弄事非的营生，就像手拇指上的脓疮，自惜羽毛，爱好洁净的君子敬而远之，无人敢交往。所以不除掉这些隐患，就没有君子来亲近。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是这样，小人得志，君子必然远遁，小人不去，君子不至，或虽至而得不到信任，因为为小人一定会从中造谣生事，挑拨离间。

九四是阳爻，在卦中是代表君子的。君子的责任是“解而拇”。只有“解而拇”，才能“朋至斯孚”。但是，《象传》说“解而拇，未当位也”。因为九四能解去小人，引来君子样的朋友并彼此取得信任，这当然是好事。

但小人纠缠九四就是因为九四“末当位”。因为九四以阳刚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是大臣，但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本来就正疑不足，而且下与初六之阴为应，比于六三，有这两个阴爻的纠附，很容易被小人所附丽，是居上位而亲小人之象，失正更多，所以贤人君子避而远之。如果能够摆脱小人纠缠，则君子就能来亲附且得信任。所以告诫必须“解其拇”，然后来君子，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矣。

另外一种解释是：因为九四比于六三，所以六三能够依附九四，所以六三就是九四有疾患的拇指，让君子避而远之。如果能够“解其拇”，摆脱掉六三纠缠，正应的初六就会来相应，然后朋至而信矣。

从卦象来看，九四已经离开坎险之地，进入上卦震，是出险而动的象，雷震而群阴散，所以说九四是“解”，也即九四能够摆脱掉小人。

黄寿祺先生说：二、四两爻皆有王臣之象，而居位均未正，九二能获三狐，赖其“中”德，九四被小人纠附，一方面由于“居位未当”，另一方面也因其“不中”之故。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大意：六五阴柔而高居尊位，有君子之象，而且其柔顺得中，下应九二阳刚君子，所以能纾危解难，而获吉祥。又能以诚信感化小人，使之信服而无怨，化邪恶而向善。（维，语气词）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是居高位的君子，由于小人能感其德而自新，或自动隐退，所以能纾危解难。

传统解释：

六五居尊，中而应刚，以柔爻居于君位，柔顺中正，有君子之德。而君子所亲比必是君子，所解必是小人，所以六五能严格甄别君子与小人，对君子绝对信任，用贤不贰，对小人则坚决清除，去邪不疑，让人们都知道“君子维有解”，完全能够解除小人的隐患，使得小人没有丝毫空子可钻。小人去则君子进，正道行，天下治，所以“吉”。

对于狡猾、窃位、纠附的小人，揭露，斥责，清除都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外力，要想真正清除隐患，最好的办法是让小人自己感到绳营狗苟，搬弄是非是没有出路的，至于窃据髙位，占据君子之器更是不可能的。这样，小人就会去掉侥幸之心，让小人主动去改恶从善，从而改邪归正，或自行退去。这就是“有孚”，就是可见可验，让小人看到并相信：小人之道无出路。

所以六五的“吉”不仅仅是指“君子维有解”，更重要的是由于坚决地清除小人，去棹了小人的侥幸之心，从而有孚于小人，使小人相信在六五这样的君子面前玩弄手段己完全没有出路，要么改邪归正，要么自行退出。所以《象传》说：“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一般说来，做事情必须先解去小人，师卦上六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小人不退，则大难不解，君子不进，则小人不退。

黄寿祺先生说：六五以柔中之德，抒解危难，故能以诚信感化小人，此即转化邪恶者向善，排除隐患之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大意：上六处解卦之终，居上震之极，有王公能纾解危难之象。而六三小人窃位，如恶鸟盘据于高墙之上，上六射而获之，以消除祸患，所以无所不利。（隼，音准，贪婪残暴之鸟，比喻喻六三。墉，音壅，小城墙）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小人窃位，如恶鸟盘据于高墙之上，上六射而获之，是指上六能消除小人所造成的险难。

传统解释：




上六居解卦之终，居震动之极，所以是解除险难的王公之象。

六三失位负乘九二，且处下卦之上，是站在高墙之象。六三又不中不正，盗位害民，如隼害鸟。

如果害还在墙内，则是未解之时，若出墙外，则是无害，六三在墙上，是险难可解之时。所以上六一射即获，矢发必中。去一人天下安，解一官天下利，害除则利在其中。所以说“获之，无不利”。

至于上六为什么随时带着弓箭，孔子在谈解卦时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上六处解卦之极，危难已经解除，但新的隐患随时可能萌生，所以他随身带着武器，时刻警惕，所以一旦出现恶隼便能一举射杀。

九三获狐是治奸民，上六射隼是清君侧，都是必需雷厉风行，采取霹雳手段的，是不能赦宥的罪恶。

也有说隼是比喻暴君的，阴盗阳位，万事悖乱，上六射去之，所以《象传》说“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黄寿祺先生说：系辞下传云：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此说一方面表明上六射隼，正当其时，故“无不利”。另一方面指出上六处解之极，危难虽已纾解，但新患或将又萌，故当预藏成器，随时警惕，不可因一时之解，而忘他日之蹇。

小结：解卦讲的是在刚开始拨乱反正时，正是蹇难刚刚解除之时，需要创造一个和平安宁，休养生息的环境，即卦辞所谓“利西南”，为了维护这个和平环境，需要从两个方面人手，这就是无难之时以“来复”安居为吉，无为而治，赦免为主；在有难之时则以雷厉风行，霹雳手段，速去解决为吉。

而在和平环境中会发生什么样的难呢？最可能发生的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小人所造成的内部隐患。小人由于善于用高调的口号，道德的包装把自己的私利或野心隐蔽起来，不同于一般的坏人，很难发现，所以危害也特别大。如果小人的阴谋得逞，让他们窃居了髙位，好人就
会受难，国家将被搞乱，而且会“致寇至”，蹇困就会卷土重来。

所以解卦核心其实是在讲在拨乱反正时如何处置小人。初六因为位卑力弱，既不是小人，也接触不到小人，所以平安无咎；九二“田获三狐”，彻底清除奸猾小人；九四“解而拇”，清除纠缠不休的小人；六五“有孚于小人”，让小人明白没有出路，自己退让或改邪归正；上六“公用射隼”，直接射杀欺世盗名，窃位乱政的小人。都是从各种角度和不同地位谈处置小人的问题，而六三则是小人的代表，“负而乘”，窃据高位，得意忘形。

其实表面制服小人很容易，让其暂时收敛也容易，但是化解其心很难，让其改邪归正很难。九二的获狐，九四的解拇，上六的射隼都是以刚烈手段去对付小人，这些手段只能暂时让小人蛰伏不动，等待合适时机仍然会出来搞得天下大乱，只是治标之法。只有六五的办法是治本，让小人亦感其德而自新，或改邪归正，或知难而退。所以说“有孚于小人”，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以德服人，教化于人。





二、牵强附会－－勿损益之而得民心，损下益上而失民心

汉代扬雄在《法言·重黎》就发现历代王朝之所以短命，就在于统治者不按照天地自然的原理和原则去政治天下，而是“播其虐于黎苗，子弟且欲丧之，况于民乎”，也就是虐待和随意愚弄老百姓，从而导致了天下的动乱和国家的灭亡。

其实政治统治的历史规律和基本原则就是顺应天道和民意。人类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都不能够违背天道和民意，一旦政治权力者过分看重自己手中的强权，就不可能不灭亡。扬雄说：“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以治国无非就是顺从民心和民意而已。

民心和民意是什么呢？无非是国泰民安，民富国强而已。老百姓之心，就是以自己家庭是否安康幸福去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老百姓天生好“富贵生”（扬雄语），老百姓从来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老百姓更反感党争内战窝里斗。任何政治家和所谓的圣人或者贤人都不能够违背老百姓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必须最大限度地去让老百姓安乐幸福，如果把老百姓当成为了可以随意摆弄的愚民，就是覆舟之祸。



其实中国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不过就是顺应民意，从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中解脱出来，强调民生而已。所以一开始是勿损益之而得民心的，但是随着过于强调效率而非公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损下益上而失民心，又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286最大的功劳并不是1978年采取非常手段，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获取决策权，也不是我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言论。而是从实事求是角度开始发展经济，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民富国强为治国基本目标。

华国锋之所以不堪一击，主要是继续坚持那一套玩弄意识形态的口号不得人心。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而286要实事求是，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这个交锋把人民从极左的“富则修”和“穷革命”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后面经济改革打下基础，获得了民心。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华国锋完败。

但是286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华国锋，而是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改革的道路是多么的曲折，远远超越一般人只会从直线思维出发的想像力。因为当时老干部群体的强大存在，对既得利益的拼死维护决心，使实际上中国当时进行改革的阻力根本不是什么“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疯狂意识形态癔症，也不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极左路线干扰，而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

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边缘化过程，才是实现历史转折的真正原因。286辗转腾挪，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批老干部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吃素的，例如1973年前后，重新建立各级党委组织，复出的老干部在实践中间就已经把当时的革委会边缘化，重大决策都在党委内部协商作出，把政府（革委会）贬低为一个不重要的执行机构。

当时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口号本质是“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在286决定性地完成边缘化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大业之前，286文选中间的大量讲话，常常是讨好这些人的。直到1986年，286初步完成了边缘化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才在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间，实现了与邓力群等代表的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决裂。这个决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基础调整初步完成。此后，286的各种讲话，逐步地向1992年东风吹来满眼春的“南巡讲话”靠拢，他此后越来越少地受到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群体意志的牵引和制约。

286当时认为“再不实行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而想市场化改革，286就必须先边缘化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释放人民追求财富的激情，激励聪明才智集中到搞经济上来，奖励那些敢冒险，有本事的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1980年8月18日286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当时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必须改变。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和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是老干部无法达到的硬性制约。这是为了扫除改革的绊脚石。

当时286是拿美国说事的。美国的确是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因为它的政党仅仅是是选举工具，但是中国的是执政党，原本就应该是党政一家和政企一家的，如果真要分开，除非是根本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党性质，否则就无法实现。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实际是无法分开的，而且“四个坚持”中间唯一做到坚持的就是党的领导。所以两个分开只是适应于特定时期“临时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是286实用主义一贯特点，并不管逻辑是否严谨或是否打自己嘴巴。但是当时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并没有能力认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逻辑漏洞。

当时286缺乏毛主席从整体上驾驭官僚队伍的能力，又缺乏驾驭既有的权力体系的必要队伍，所以只能在党委系统之外通过扩张政府权力来实施。在边缘化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还不得不反复向他们重申各种肯定他们利益的政治承诺，例如“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之类。其实这种善于这种妥协正是286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能以弱势地位办成大事。

而且286为了让老人们的影响最小化，不得不以退为进，自己第一个退在幕后，以此要挟他人也退休进入顾问委员会。

对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的组织措施，许多是通过赎买政策实现的，甚至包括中国农村的庞大基层干部群体，所以过程温和，没有引发官场大地震。

对于一般老干部，多数是提一级到两级让他们离休，花费公款建设干休所和大房子，对文革中间的惩罚落实政策和“补发工资”。实际是一种赎买政策来释权。因此许多老干部得到了毛主席时代根本不能梦想的物质利益。

而为了防止军队干部的反对，286别出心裁地让军队经商，算是创造了“赎买政策”的新形式。

“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的政策，实际上也是一个“赎买政策”，目的是降低既得利益群体的政治风险，甚至1979年开始的“大平反运动”也是一种成功的赎买，从反面以“事后追悔”的方式，否定了从前对干部队伍的各种严厉监督管理措施乃至处分决定（不但反右之类不算了，甚至一些建国初土改和三反五反时期处分的干部也都官复原职）。

在分田到户的时候，杜润生等人判断“三五牌基层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要反对，因此在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放权给县乡基层干部大搞“农转非”，放手让他们扩张“七粮八所”以安置自己的至亲好友，这样基层干部的注意力就成功地被转移到关注自身家族和裙带关系的利益安排上了，顾不上反对分田了。

这一整套措施有人曾经概括为“花钱买改革”。由于赎买成本过于巨大，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作带来巨大麻烦和后遗症。

286边缘化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是分三步走的，从合作利用，到翻脸，到试图再次合作利用失败。

第一阶段是通过对国家政权体系和治理流程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和专业化（知识化）改革，降低官员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增加官员的控制权，同时降低工农的地位，这是政治权力在官员和平民中间重新分配的过程，这是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背叛，这时286争取到了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一致的支持。

第二阶段是通过先富起来的政策改革国民财富在官员和平民之间的分配份额问题，一些老干部从战争年代形成的与老百姓感情关系出发，反对过分减少老百姓的份额和嫉妒别人的快速发财产生红眼病和失落感而显得“思想僵化”，他们以反对经济权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私有化过程”为主要旗帜，因而产生了所谓的“老左派”，这时286就与他们翻脸，开始东风吹来满眼春了。

第三阶段是随着新贵阶层逐步形成，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社会不安因素增加，286意识到矫枉过正，又开始提共同富裕，例如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时他再想笼络一批老干部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来扭转乾坤，拨乱反正，可是这时没有人再听他的了，贪婪已经让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也是悲剧。

其实人性中的贪婪就像魔鬼，一旦释放出来就没法再回到瓶子里重新封印。

中国历史上，解决过度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一般只有两条路，一是无序的农民暴动，导致人员大量伤亡（例如赤眉绿林，例如黄巾，例如李自成张献忠，都导致国家人口大幅度下降），二是有组织的暴力革命（例如TG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以几千万人生命为代价）。而且这种改天换地，不过是换一批坐庄的人，并不能根本改变弱肉强食，老百姓为鱼肉的结局，统治阶级仍然会快速腐化堕落，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仍然会快速发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公是常态，公平是意外。毛主席的伟大在于他实践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并差点成功。

下一次会是什么？革命或暴乱我们都再付不起人生命的代价，且结果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和平的解决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道路前所未有，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们未来能够找到这样的路。

所以列宁说：“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20页），所以中国以后持续的改革是必然的。

最后的神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