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代wxmang发帖【读《易经》心得】升卦：顺杆往上爬

最后的神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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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巽风 上坤地－ 地风升卦）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大意：升，上升，晋升，进而上。升卦象征进升之意，卦象是下卦是巽，是逊、上卦是坤，是顺。谦逊而和顺，则利于进升，有至为亨通之象。但是卦中阳爻不当九五尊位，无刚正之德，则未免忧虑，所以宜于出现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的大德之人，辅国理政，则国泰民安，无须烦忧。又当南向朝光明的方位前进，必能畅行无阻，进升光明之境而获吉祥。（用，宜，利。大人，大德之人，指九二。南，离卦方位，离日代表光明。说卦传说，离卦为南方之卦，象征光明，古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即取南为明之意。）

传统解释：

升卦是萃卦旋转180度得到的。萃卦之后为升卦，是因为荟萃就是聚，物集聚必然增高，增高必向上，所以，荟萃后必然上升。升就是上升，顺势而升，势是趋势而不是权势。

从卦象来看，升卦下卦为巽，为木，上卦为坤，为地，木在地下，必然要日渐生长增高，所以上升长高是必然的。而且升卦是下卦是巽（谦逊之象）外坤（柔顺之象），所以进而无阻，所以“元亨”。

所以升卦卦辞十分吉利，因为任何事物处在上升的阶段，必然是非常亨通的。卦辞就是说大人（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处在升时，必然才智和道徳都能得到很大发展，必然能得到国家的任用，没有志不得遂的忧虑，这时只要勇往直前去开创全新的事业，必获吉祥。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是一个顺畅无忧，蓬勃向上的时代，个人能够充分体会到幼苗破上而出，成长为栋梁之材的喜悦。这里的大人一般指九二，九二刚中得应，阳刚上进，中正平和，诚信服众，无君位而有君德，当升进之时，必被重用。

南征吉的意思是巽位东南，坤位西南，由巽而升于坤，必须通过离，而离就是南。

另外一种说法是“南征吉”是指在周朝实力还不足以对抗殷商时，东征是不明智的，实际上周朝初期主要是南征，向周的南部扩张（大约到了现在的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南征则吉。用南征比喻说明在顺势上升之时，要抓住趋势，奋勇向前，不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

黄寿祺先生说：大人，似取九二之象，谓当升之时，宜于出现九二大人。就爻位而言，九二虽未居尊位，惟已具备刚中大德，故称“大人”。此与乾卦九二之利见大人相似。徐几曰：“大人，二也；五当应二也，用见九二刚中之臣以升于德。”此说可供参考。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意：《彖传》说：以柔道而进，顺合时机而进升，升卦有谦逊而和顺之美德。且九二爻阳刚居中，与六五爻有应，所以能利于进升，而至为亨通。“用见大人，勿恤”是指有大德之人进升，则君民均有福庆。“南征吉”是指以巽顺之德，而进升大明之境，其志得以遂行。

传统解释：

萃卦下卦是坤，上卦是兑，三个柔爻在下卦，旋转180度后三个柔爻升到上卦，成为升卦（升卦是下卦是巽，上卦是坤），所以升卦是柔顺之道适时上升。所谓适时，就是依据具体条件可以升则升，不可以升则不升。《彖传》所说的“柔以时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柔以时升”是以卦画的变化来解释升卦得名之由及卦义。

从卦象看，升卦是木在地中，刚中而应，刚柔互济，是上升顺当的正道。“巽而顺”则是以上下卦来解释“柔以时升”的道理。升卦下卦巽的卦象为入；上卦坤的卦德为顺。“巽而顺”是说上升之道要入乎事物的情理，顺乎客现条件，也就是说要“以时而升”，如果不合乎亊物的情理，违背了客观条件就不能升。

“刚中而应”是指九二以刚中而上应居于尊位位的六五，在升时，九二刚爻也能上升。因为在升时，不分刚爻柔爻，只要是顺势而升，以时而升，就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必然亨通无碍。所以说《彖传》“是以大亨”。一般说来，一味阴柔是无法自立的，当然也就不能自升，而一味刚亢是无法长久的，当然也就没有追随者，也不能成功。所以成功的上升者都是又谦虚又柔顺，且刚柔互济，中正平和，且上面有帮助的相应，以此而升，必然得“大亨”。升卦九二就是这个样子：以刚中之道应于六五，六五以中顺之道应于九二，是下巽而上顺。

所以人生或事业是否不断上升，其实取决于是否顺应客观规律，是否是以时而升，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水行舟。有的人一生都事半功倍，举重若轻，其实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

至于“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不过是解释卦辞，说明在升时，能够顺势而为，得到王公大人的提携任用，不必忧虑，做事情必有福庆；南征吉，向南方进发必获古祥，说明上升的心志得以畅行，是比喻向前进，前进则能实现建功立业，就能上升，上升就能实现自己理想，遂行其志，所以吉。

一般说来，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的大人都是同时具备谦逊而柔顺，刚健而平和，诚信而中正特点的，所以他们能够循序渐进上升成功而没有任何后遗症。

俗话说：为学无速效，成事无近功。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担忧进益不速，功到自然成，不能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大意：《象传》说：升卦上卦是坤，是地，下卦是巽，是木，所以升卦有地中生木之象。地中生木，始于细微的种子而至于高壮成林，有进升之意。

君子观察升卦地中生木，始于毫末，终于合抱之象，感悟到应当顺行自己美德，积小善以成就其崇高的名望和伟大的事业。

传统解释：

升卦下卦是巽，巽的象为木，上卦是坤，坤的象为地，地中生木，从芽苗逐渐长大上升成参天大树，以微至著，所以象征上升。而这个上升过程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君子观此卦象，感悟到到在进德修业方面，要顺行自己的美德，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以时而行，然后品德才能就能从微小上升至高大。因为学业充实，道德崇高，都是积累的结果，积小所以成高大，这就是升的核心意义。

《象传》说的“积小以高大”其实是泛指，既包括事业弘大，学养深厚，也包括道德崇髙，心智成熟。可以说，万物之进，皆由积渐。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皎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初六，允升，大吉。

大意：初六柔顺在下，上无应与，位卑力弱，但阴居阳位，所以有上进之心，而且因为上承九二、九三二阳爻，为二阳爻帮助；又居于下卦巽卦初位，谦逊柔顺，而上卦又是坤，是柔和畅顺，三个阴爻同德，乐于接受初六。所以初六为上位之众爻所信，彼此心意相合，必然得以进升，所以大吉祥。（允升，为上所信而升。允，信）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上承二阳，能顺合二阳之心意而升，又上卦为坤顺之地，亦宜于进升，所以初六上位之众爻所信，得以进升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升卦卦象有地中升木之象，就是指初六，初六象征木之根。《彖传》说“柔以时升”的起点就是初六。树根吸收了地中的养料和水分，自然要向上生长，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初六有此喻象，说明他正处于上升的良好时机，所以爻辞说初六“允升，大吉”。

从爻象来看，初六上无应援，本来会影响他的上升，但是《象传》解释：“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是指初六虽与六四无应，但与九二、九三两阳爻则皆有比有承，初六本身得地气之滋养，有蓬勃的生命力，处于升卦之初，又上承二阳，与其合志俱升，所以无碍。


允是敦信的意思。允升就是为上所信而升。晋卦六三爻辞是众允，因为下卦是三阴爻，也即大家一样共同往上，所以《象传》说“志上行”；升卦初六爻辞是允升，在上卦三阴爻，上面三个阴爻是同志，所以《象传》说“上合志”。

黄寿祺先生说：初六阴柔，最处下巽之下，上承二阳，再上是坤顺之地，正是宜于进升之良好时机，遂有“大吉”。故何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犹木之根也，而得地气而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为升者，巽也；所以为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大意：九二阳居阴位，有刚中之德，且谦恭自抑，诚信中和，又上应六五，就像一个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的大人心存诚信而被君王信任任用，这样就不必过于注重形式包装，这时就像微薄祭礼亦可获神赐福。所以虽居位不正，也可获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刚中而应，具诚信美德，所以与六五相互悦应，志得而道行，受福而有喜。

传统解释：

九二的爻辞与萃卦六二相似，都是以“孚乃利用禴”比喻。萃卦六二有孚于上，是表示自己与九五“聚以正”，是以诚信为本，而不是为私利拉帮结派，所以彼此互相信任，免去厚礼虚文，是因为信任不必用重礼。升卦的九二有孚于上则是为了求升。本来九二刚中而应六五柔中，上升是没有问题的，《彖传》说“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但九二阳刚居中，刚居柔位，刚柔相济，具有刚中之德，谦恭自抑，极有修养，考虑到以阳刚之臣事柔弱之君，要避免六五柔君的疑虑，所以特别注意用至诚之心感通六五而不用文饰，“孚乃利用禴”，不用重礼，也不要包装，所以可得“无咎”。九二以至诚之心求升于上，必被六五君王所任用，以此而升，必能遂应，如此则不必再有担忧，可以放手做大事业了。所以《象传》说“九二之孚，有喜也”，也就是《彖传》所说的“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的有庆。

黄寿祺先生说：萃六二、升九二，均以“孚乃利用禴”为喻，可知两者虽阴阳不同，但或能以“柔中”获聚于尊者，或能以“刚中”获升于高位，其立足点皆在心存孚信。张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虚为孚，而与九五应。升九二，以中实为孚，而与六五应，二爻虚实虽殊，其孚则一也。孚则虽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

九三，升虚邑。

大意：九三阳刚得位，应于上六，由于上卦坤阴为虚（在《易经》体系中，阳为实，阴为虚），所以九三上升到坤卦就是入虚邑。

另外一种解释是：进升畅通无阻，犹如长驱直入空虚城邑（升虚邑， 王弼解释是如入无人之境）。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大意：《象传》说：九三的进升，就像长驱直入空虚的城邑，说明其以阳用阳，而入于坤阴之地，必可以畅行无阻，无所疑虑。

传统解释：

阳为实，阴为虚，所以上卦坤有国邑之象。九三以阳刚之才应于上六，升进于坤，所以用“升虚邑”比喻。

九三与九二的时位不同，九三刚居刚位，有果断行事的素质，又应了上六，而上六对九三并无猜忌，其上进无疑阻，有果敢上进的客观条件。但九三的优势同时也成其不利因素，以刚居刚，刚过头后必然受挫，所以其前途吉凶如何，难以断定，全看能否把握自己行为是否持中守正，所以爻辞中没有吉凶判断。

尚秉和先生说：诗云：“升彼虚矣！”虚者，高丘也。巽为高，故曰虚，坤为邑，升虚邑者，言升邑之高处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大意：六四阳居阴位，柔顺得正，谦恭自抑，谨守臣位，顺君爱民，得委重任。就像殷王设祭于岐山，使西伯王季主祭，而百神共享。可获吉祥，无可咎害。（王，指殷王。亨，通“享”，祭祀。岐山：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父自豳迁于周原，筑城作邑之地）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大意：《象传》说：殷王设祭岐山，使西伯王季主祭，说明六四上顺君王，下顺天下之贤，因此能建立事功，而德位俱升。

传统解释：

升卦六五为至尊君位，六四为六五近臣，不能再有官职和地位的升进，若再升就有逼上的嫌疑，所以六四不言上升之事，说“王用亨于岐山”。

但六四处在上升之时，上升是顺势而为，所以六四不能无所作力，而六四柔顺得正，能够顺势而为。处升之时的大趋势是下面上升而进，这时上面可纳而不可拒绝，否则必成孤家寡人，殃咎立来。所以六四对老百姓时不拒而纳，是顺势而为，但是又不能因为聚集老百姓而引起君王猜忌，所以又得顺从君王，才能得吉而无咎。所以六四必须下顺民之进，上顺君之升，将自己的赤诚之心上达六五，这就是六四的升了，能做到这点，就可以获得吉祥，必然无咎。所以古人感叹：上顺君，下顺民，顺之至矣。所以六四得吉而无咎是以其以柔居坤，有顺德。

所以《易经》用殷商王祭祀岐山典故来暗示六四应该怎样做才能上顺于君而得信任，下合于民而得民心。（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当时不但恭顺，还开疆扩土，以功德受此赐。“王用享”的王就是指殷王帝乙，而当时王季有顺德，所以帝乙使王季主祭）。

六五，贞吉，升阶。

大意：六五阴居阳位，柔中居尊，下应九二，有诚信和顺之德，不拒来者，包容异见，能够任用贤人，不自专权，贤人就像沿阶而升，升而有序，这是君王进贤臣之象。只是告诫要当固守正道，就可获吉祥（因为六五不得位，易于偏激而失去正道）。（升阶，以顺而升，如上台阶，升而有序）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有刚中之德，所以能够广开门路，任用贤人，不自专权，贤人皆沿阶而升，升而有序。六五因此得以大遂其进升贤人之志。

传统解释：

六五以阴居阳位，以柔中之德下应九二刚中之德，不拒来者，而且使来追随之人都能循皆阶而升。是虚己下贤的象，这是儒家理想的圣君的正道。

上卦坤为地，五位为天位，六五爻的象是自地而升于天，自下而升于上。而阶是一个比喻，因为上台阶才能看见宫室庙堂，象征可以侍奉君王，可以做大事。而且普通老百姓都在阶下，所以升至于阶，就可以临民，可以进贤，可以大得志。

“升阶”是说初六因为被信任而上升，九三与上六同德而升，六四与九二因为因为柔顺有功而升，所以是贤人皆升，升而有序的象。到六五升已至极，所以说“大得志”，也即即《彖传》所谓“有庆、志行”。而初六上升，是上去与君王一致，所以说“上合志”。这也是循序渐进倚任贤才，使天下大治的比喻。

但六五是阴柔之质居阳位，有偏激之象，所以告诫必须守持正固，信贤而任贤，才可得吉，所以爻辞先诫之要“贞吉”，只有持中守正，不偏不倚，不急不躁才能吉祥。因为六五作为柔君，须得九二阳刚辅助才可刚柔相济，创立大业。所以六五必须坚守诚信中道（六五得中位），且不可犹疑，若对九二这样的贤臣信而不笃，用而不终，则不会得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大意：上六处上卦坤的终极，物极必反，升已至极，必然要下降，所以有昏冥而不知后面如何之象，这时告诫要以求进不已之心，施于贞正之事，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则为可行。（不息之贞，以求进不已之心，施于进德修业之事）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因为进升已至极上，处升极必反之时，进升之势必将消弱，所以上六有昏冥而不知所措之象，这时进升虽高亦无福分可享。（富，阳实为富。富者，福也）

传统解释：

上六以阴柔上升于穷极之地，高处不胜寒，又不懂得物极必反，升极必降的道理，有进而不息之象，所以昏昧不明，所以上六之升是“冥升”（昏升）。但是大趋势是物极必反，所以是上六是逆势而行，必然有凶。伹爻辞不言凶，却告诫说“利于不息之贞”，也即上六如果能够不以势位满盛自居，能够自我消损，持中求正，不再妄想上升，就可以免咎。所以《象传〉说：“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要求上六要不“富”、“不满盛”，否则，若继续企图上升，就要由升而转向其反面。

“不息之贞”就是坤卦的永贞，按着儒家解释，就是：以求进不已之心，施于进德修业之事。

儒家认为：升之不已必困，冥升在上，消而不福，知进而不知止，死之象也。所以必须反过来，不要再追求升，而要反躬自省。对比一下，晋卦上九爻辞是大意是：晋其角，无可用，而用于伐邑；升卦上六爻辞大意是：升无所利，利于守贞。这就是《易经》变易的原则：穷则变，变则通。

黄寿祺先生说：上六处升极必反之时，本有凶咎，而爻辞却谓“利于不息之贞”，实从正面予以诫勉，即来之德所云，“为占者开迁善之门”。

小结：升卦基本喻象是地中生木，木的生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依时而长，顺势而生；二是从容渐进，积小成大。升卦所阑述的就是顺势而升，积小成大这两个原则。

顺势而升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上升，是顺势而为，事半功倍，否则逆水行舟必然功败垂成；循序渐进，积少成多是指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做什么事不能要求一口吃个胖子，，不能揠苗助长，而是要从容积渐，否则欲速则不达。积小才能成大.积薄才能成厚，积卑才能成高。

升卦六爻均无凶咎悔吝之语，初六“大吉”，“合志”；九二“无咎”，“有喜”；九三“升虚邑”，“无所疑”；六四“吉，无咎”，“顺事”；六五“贞吉”，“得志”；上I六虽然“冥升”，却有自我消损，使之“不富”的先见之明。由此可见，升卦六爻合于卦辞“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之义。





二、牵强附会－－毛主席才是审时度势的大师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救亡图存的挣扎和奋斗，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浴血奋战中，凝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聚集了贤才，塑造了队伍，从1935年几万到处逃命，衣衫褴褛的疲惫残兵败将，到1949年建立政权，控制全国，不过14年而已，真的是最杰出的抓住机会例子。

据Tg自己出版的资料：“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六七千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约1.9万人，到达陕北时约一万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八九万人，到达陕北时剩余一万几千人（不包括西路军二万余人，该部战败最后仅剩一千余人陆续返回）。另外红25军单独长征出发时估计五千，最后还略有增加。本地的陕北红军可能也有一两千人。1937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每师约1.5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红25军、陕北红军）合编为115师；红二方面军（此前已补充红32军，该军先属一方面军，过草地时留四方面军）改编为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所以，八年抗战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使Tg得以发展壮大，拥有了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实力。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从麻木中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战争也给了Tg以休养，发展的空间与时机，为Tg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Tg抓住命运转折机遇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枢纽。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承认Tg合法地位。至此，由Tg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使国共合作成为现实，使TG有了“合法”身份，从此跳出了贫瘠的陕北得到发展。

其实 “九一八”事变后，Tg就已经意识到抵抗日本侵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此时处境艰难的Tg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即分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正式文件）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开始凝聚民心，激励士气。并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和从属地位的重大变化，最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所以Tg为抓住抗战机会,实际已经做好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瓦窑堡会议后，Tg一方面大力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Tg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

Tg最核心的准备1937年8月22日至8月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做报告的两个人，毛主席做了军事和国共关系报告，张闻天做了政治报告。


洛川会议，是Tg制订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会议。会议初步确定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


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川会议制订的这些方针路线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可以说洛川会议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

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38－342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第343－349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张闻天报告里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我们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至于参加政府问题是有一定条件的，共同抗日救国，允许共产党公开与发动群众，而且欢迎我们参加。参加政府就是参加内阁，参加行政院，而这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来看还没有到这一步。最近南京召集的国防会议，我们是应参加的。因为我们赞成抗日，而且是我们的部队受其调动。我们就要争取拿出我们的主张去当教练。”张闻天在发言里最后提出的是加强党内团结，在报告里最后提出的是，要争取抗战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的争取，也只是通过以正确的主张吸引群众，团结国民党的左派和中派，来实现的。
　　
毛主席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这几句话的第一层的意思是“坚持游击战争”，这是后来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第二层的意思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第三层的意思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第四层的意思，保持“独立自主”。

1938年5－－6月，毛主席在总结抗战10个月经验，在《论持久战》中确立了Tg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方针，主要工作与任务，根据这一方针，使Tg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深入群众，建立根据地，通过土改和组织抗日游击战，让Tg深得民心。

至于Tg领导的抗战，是不是有成绩，我们只需要刚刚日本人的档案怎么说的。据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档案：

1、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2、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主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争取民众。


3、与此相反，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不够理解，因而长期未能掌握中共的这些实际情况。这也是由于中共的高度保密，使我方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至1941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于是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剿共指南”中指出：剿共战的秘诀在于首先掌握Tg的实际情况，进而满怀信心，制定因地制宜的对策，并坚决贯彻执行，断然予以剿灭。在进行剿灭时，要采用积极果断的武力作战，摧毁其军事力量，并以周密的剔抉战术破坏其党和行政组织，特别要破坏其核心部分。随后即须展开各种清新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确立治安、安定民生。此外，还应懂得摧毁敌方武力是完成剿共战的先决条件。同时要仔细研究敌方惯用的游击战术，考虑并制定新的有效的对共战术。努力争取及时获得准确的情报，不断地进行讨伐，不容敌方有回旋余地，以期迅速将其消灭。总之，主要依靠担任这一任务的部队的信心和力量。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民众具有两面性，他们是要看彼我力量如何而决定去从的。因此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这种情况同正规作战完全不同。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必须首先破坏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同时要挖出中共党和行政组织。此等组织地下活动能力很强，用武装起来的民众团体进行自卫，依靠彻底的除奸工作清除异己分子，并具备相当完整的防谍组织。在这样情况下进行间谍工作，尤其是想要侦破存在于异民族内部的高度有机体的秘密组织，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宪兵队以及我侦察机关所获得的成果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因而，日本方面一度试图与中共进行交涉，或与完全无力控制中共的重庆政府进行交涉，以期取得妥协，但即使交涉成功，也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办法，终究不能达到防共的目的。（见《华北治安战》）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Tg在八年抗战中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例如《八路军表册》第355-356页

从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10日，八路军共对日伪军作战99847次，毙伤日军401648人，伪军312282人；俘虏日军5096人，伪军402112人；日军投诚710人，伪军反正136855人；收复县城312座。八路军牺牲121444人，负伤225687人。

《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第478-480页

从1938年3月至1945年12月31日，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17次，毙伤日军117605人，伪军176101人；俘虏日军2022人，伪军122181人；日军投诚30人，伪军反正54025人；收复县城52座。

从1940年3月至1945年6月（不含1940年11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共对国民党顽军作战3212次，毙伤顽军65382人，俘虏72556人，顽军投诚与起义5382人。新四军在反顽战斗中伤亡30544人。

再例如，按照《河北省军区卫生史料汇编》（1950年）统计，冀中军区八年抗战全部伤亡情况如下：

一、受伤：旅级干部4人，团级干部73人，营级干部719人，连级干部1815人，排级干部2740人，班级11053人，战士33220人。

二、阵亡：旅级干部5人，团级干部80人，营级干部540人，连级干部1251人，排级干部1827人，班级6188人，战士21173人。

上述总计伤49624人，阵亡31064人，合计伤亡80688人。

冀中军区规模不大，位于华北日军重兵集群中，属于八路军的老巢，大部分时期总兵力约4万人，全盛时期总兵力6万人（1945年），全军区有5个军分区（旅级单位）。根据上述统计，5个旅级单位的军区首长全部都伤亡过（伤4亡5），团级干部更是伤亡达153人。全军区部队伤亡高达8万人，几乎是日常编制的一倍，意味着几乎所有战士都有过负伤经历，并且部队伤亡淘汰率惊人。

统计表如下：
1、1937年伤团级1名，营级2名，连级12名，排级39名，班级72名，战士282名；1937年亡营级1名，连级4名，排级9名，班级24名，战士40名。
（注：1937年冀中军区还未正式成立，该数字为吕正操所部人民自卫军伤亡数字）


2、1938年伤团级1名，营级6名，连级22名，排级40名，班级156名，战士709名；1938年亡团级1名，营级4名，连级16名，排级30名，班级86名，战士248名。


3、1939年伤团级4名，营级12名，连级104名，排级154名，班级302名，战士710名；1939年亡团级2名，营级8名，连级41名，排级49名，班级147名，战士647名。

4、1940年伤团级10名，营级32名，连级89名，排级134名，班级1274名，战士3955名；1940年亡团级6名，营级17名，连级139名，排级156名，班级1288名，战士2342名。

5、1941年伤团级8名，营级37名，连级79名，排级291名，班级851名，战士7669名；1941年伤团级5名，营级19名，连级67名，排级134名，班级545名，战士3416名。


6、1942年伤旅级3名，团级31名，营级467名，连级1011名，排级1351名，班级7217名，战士7503名；1942年亡旅级5名，团级59名，营级395名，连级729名，排级1027名，班级2910名，战士5870名。

7、1943年伤旅级1名，团级4名，营级99名，连级289名，排级455名，班级689名，战士3919名；1943年亡团级3名，营级50名，连级122名，排级189名，班级715名，战士2714名。

8、1944年伤团级3名，营级50名，连级112名，排级177名，班级397名，战士6914名；1944年亡团级2名，营级41名，连级88名，排级179名，班级401名，战士5231名。

9、1945年伤团级11名，营级14名，连级97名，排级90名，班级95名，战士1556名；1945年亡团级2名，营级5名，连级45名，排级54名，班级72名，战士665名 。

以冀中军区4万人的部队，大概有30个左右的团级单位，8年伤亡153，相当于每年20个左右，每3个团要死伤团级干部各1名。42年最惨，旅级伤亡8人，团级伤亡90人，30个团级单位领导基本上非死即伤，团级领导幸免的不多。

当然当年国民党就一直在说Tg游而不击，消极抗战，现在更有说当年毛主席说过Tg战略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其实这话来自于台湾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第五编（一），1985,357-358页。全称是《第8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文章称：1942年，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部下某骑兵连连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军投诚，说：115师出师前，朱毛曾训示工作方针为：“指示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李法卿”的原话是“ 从延安出动时” “当着全军” 说，后来被反共分子演化为“洛川会议上说”。

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就不相信这话，认为这是双方打嘴仗时编的。沈之岳也不知道这个话（军统特务，在中共高层潜伏8年，做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延安待了5年）

不过抗战后期，Tg确有保存实力，以备日后同国民党争天下的想法。具体可见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表册》和89年出版的《新四军表册》中的数字。
　　　　
八路军历年歼敌数字：


第一周年（37.9—38.5）歼灭（毙伤俘投诚）日军34131
第二周年（38.6—39.5）歼灭日军31468
第三周年（39.6—40.5）歼灭日军65063
第四周年（40.6—41.5）歼灭日军50595
第五周年（41.6—42.5）歼灭日军50606
第六周年（42.6—43.5）歼灭日军55956
第七周年（43.6—44.5）歼灭日军65780
第八周年（44.6—45.5）歼灭日军48514
反攻前后（45.6—45.10）歼灭日军5341
合计歼灭日军407454
　　　　　　
新四军历年歼敌数字：


第一次数字（38.6—40.5）歼灭日军56824
第二次数字（41.6—42.5）歼灭日军9989
第三次数字（42.6—43.5）歼灭日军17648
第四次数字（43.6—44.5）歼灭日军21348
第五次数字（44.6—45.5）歼灭日军12554
第六次数字（45.6—45.12）歼灭日军1294
合计歼灭日军119657


407454+119657=527111

上述数字表明，八路军37年编成时不过4万多人，新四军38年成立时1万多人。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公布：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三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1941年2月28日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颁令，全军扩大到7个师加1个独立旅，9万多人。45年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加新四军已达正规军120万，民兵220万。而37年，八路军4万多，歼敌3万多，40年，八路军50万，歼敌5万多，45年，八路军＋新四军120万，歼敌不到10万。

而且现在公布资料也表明，1941年，延安曾经指令负责南方局的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二十二万人，月饷为四百四十万元（平均每人二十元计）；新四军编制为三个师，五万人，月饷一百万元；并且补充子弹一千万发。次日的指令再次强调此数目，并且加上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

叶飞上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刘少奇的一次谈话，刘少奇说国民党“很蠢”，没有防备中共，“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　　　　　　

其实早在中共中央在1937 年4 月15 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中就说：“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间的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和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影响与组织力量；不承认过去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努力是白费或错误；……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显然国共合作只是策略。

1937 年8 月1 日，张闻天、毛主席在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作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也说过：“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份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要点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那种以为国共合作就能说了算，借刀杀人，甚至吃掉Tg的想法，太幼稚了。国民党自己太天真了。

实际上对于国共合作，Tg在思想和策略上准备要充分得多。例如中共中央于1938年10月，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对于今后的方针作出重要的决议。即一致确认领导抗日战争是党的责任，领导权不能让给国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统一战线内有团结也有斗争，“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妥协主义是错误的；全党应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党的主要活动方面在于日军的后方；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或将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领导下的合法运动的想法，是错误的。根据这个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的各个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建立了人民武装，其势力有了显著扩大。

再例如1939年10月10日，Tg中央委员会决定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由于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日本以全力进攻中国，企图迅速处理中国问题，并准备在将来将冒险行动扩大到国际范围。为此，日军在其占领地区内，扫荡抗日根据地，并且一定要从事经济开发、树立傀儡政权。对我方则以政治攻击为主，军事攻击为辅。所谓政治攻击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并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中共为了党的团结与扩大党的势力，对日本及国民党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并且努力防止动摇。


又例如，中共中央1940年1月28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明确了当前党的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攻击和政治攻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迸步。


通过这样的斗争，共产势力显著扩大。截至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Tg领异的人民抗日军队，从三年前的四万余人，已发展到近50万人，抗击了在中国的日军的半数。在三年的作战期间，夺回了县城150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到近一亿。共产党员也从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从辽宁、察哈尔、热河、绥远直到广东、海南岛，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组织。（见《华北治安战》）


所以毛主席成功，是审时度势，策略对头的成功，而不是偷鸡摸狗的成功。蒋介石失败，是判断大趋势的失败，是策略失败，也不是偷鸡摸狗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