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拉松sean 于 2015-2-25 08:26 编辑
这个故事分十个部分，分别讲述 大叫的孩子 哭泣的大人 破损的家庭关系 辛勤的劳作 狂野的本性，还有一个 不同寻常的5公里比赛 这一切都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的霍皮族居留地里 我有点担心我的小妹。
本文作者史蒂夫·弗雷德曼（右侧）和他妹妹安在科罗拉多的训练场地。 插图：兄妹两人在1964年前后摄于圣路易斯
译者注：这篇文章非常长，将近两万字。不断有跑友问我，你翻译的文章都是怎么找到的、怎么投稿的？解释一下，我翻译的素材都是杂志社找好、下发给我限时完成的任务。我从来不投稿，翻译、写的主要题材是人物专访、赛事报道和装备测评。
她跑人生第一个5公里的时候，还没跑出去1公里，就开始气喘吁吁。她的脸看起来很痛苦，她的嘴像平时骂人那样扭曲着，口中发出的声音却是“上帝啊”，期间的静默期伴随着长长的磨后槽牙的声音。我始终怀疑这是针对我，因为她总是这么干。就算这是真的，但是现在，她的确需要我的帮助。 “你做的很棒，安娜里诺！”我鼓励她道。我们正沿着第二台地（Second Mesa）山脊一片平缓多灰的路上跑着，这里就在香格帕维霍皮族人的小村庄外面（译者注：Shungopavi，地名。Hopi，英文全称是Hopitu-shinumu ，意为“和平的人们”，美国西南部原住民，与《风语者》中的纳瓦霍族为邻）。这里位于三座台地的中间，是亚利桑那州东北部沙漠地带霍皮族居留地里最古老的村落。她喘着粗气，甚至没有力气转过头来谢我一声。我向稀薄的云层致意，我向流云滑过的影子致意，我向脚下灰白绿红各色斑驳的大地致意，我向身体中流淌的美国原住民血液致意，我向我们的祖先们致意。这难道不奇妙吗？她有没有也看到这些美好的事物呢？安嘴里嘟囔了两句。 过去的三个月我用各种方式---当面谈、打电话、发邮件---告诉她什么叫配速，但是她总是视我为无物。我跟她详细解说过如何前倾、什么是核心力量和冥想的重要性，她总是嘟哝声“上帝啊”，然后让我去看电视或者去睡一觉，“因为这才是你该干的事儿”。在起跑线前，寒冷而柔和的晨光洒落在我们身上，不久之后就将被沙漠的无情炎热换上诱人的新装。我开始低声吟唱《洛奇》里的主题歌，这是我感到愉快或焦虑的时候常做的。但是她却让我别再制造噪音，求我让她安静会儿。 你到底几个意思啊？她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呼吸就有问题。她19岁的时候，不得不从加州的大学一年级休学回来，在圣路易斯的巴恩斯医院（现在改名叫巴恩斯犹太医院了）养病。我们俩都是在这所医院生的。那年我25岁了，刚跟女朋友掰了，不久以后就要被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某报纸炒了鱿鱼---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在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忧惧着失败和死亡，有点失眠，疑似患上了慢性消化病，皮肤也略有小恙。但是我妹妹需要我，所以我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到了家里。那是个明亮的、毫无色彩的七月的一天，一看就是美国中西部惯有的典型日子，但是病房里寒冷异常，荧光灯不合时宜的兹拉兹拉响着。安躺在病床上，吊针用一块黄色的胶布粘在她略显老态的手腕上。她的颧骨凸起，曾经迷倒许多少年的深邃蓝色眼睛缓缓移动着，她的嘴唇干裂，无力的说着几个字，神不守舍，满面愁云。 我能听到她起伏不定的喘气声，就来自一把走了音的吉他下面。弹奏的人就坐在安床边窗户下的椅子上，他有一头长至肩膀的柔软棕色头发，鼻子又长又瘦，灰色的眼睛发出饥饿的光，让我不禁想起了沙漠里脏兮兮的狐狸。他翘着二郎腿，光着脚，我注意到他的脚底板是黑色的。我妈妈坐在床的另一侧，看着那个有冷酷笑容和冰冷眼神的人。 “所以，你说你做什么营生来着？你为什么来到圣路易斯？你父母知道你搭车来吗？不管你想去哪儿，我们都可以帮你出车票钱。”医生怀疑她得了胸膜炎，或者是一种罕见的真菌感染。安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连喊声“我要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但是她仍然努力用满是愁丝的眼睛盯着妈妈看，而妈妈却假装没看到。 史蒂夫---外号叫死胖子教练---在科罗拉多的山路上帮助他的妹妹矫正跑姿。 当安康复了以后，妈妈建议她搬回家去小住一阵，也许她俩能出去买些漂亮的鞋子，因为“你老穿那些牛仔鞋，一定很不舒服”。但是安不肯去。五年以后，在她大学毕业搬去旧金山后，有一次我和她相约一起回家。我带她去泰德·德鲁斯（译者注：Ted Drewes Frozen Custard ，圣路易斯最有名的冰激凌店，冬天不开门。好人做到底，为吃货们送上地址如下：6726 Chippewa，St. Louis, MO 63109）买了个热软糖圣代，然后坐在我停在格兰德大街边的浅蓝色雪佛兰卡普里斯（Caprice，1960年代开始生产的经典车型，曾是标配警车）的引擎盖上。城市掩映在一片模糊的黑暗之中，我和她在路灯照射所形成的一个小光岛中间。我问她，上学与在旧金山教会区的木货车里卖陶器和花相比，哪个更轻松？安回答：“我宁可弄得满身是泥（译者注：此处指制陶，不明白的去看《人鬼情未了》）。”我有位亲戚（他一再要求我不要指明他是谁）在圣路易斯郊区一家杂货店排队结账的时候，指着杂货店的装袋工跟安建议：“你应该像这位女士一样，有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安回忆道：“他说的是装袋工，不是坐办公室的职员，这算你妹的正经工作啊！”。
她彼时需要我，她此时也需要我，我当然不能离她而去。“你可以把膝盖再抬起来一点，这样比拖着脚好。”我说。我们的配速是1英里13分钟，也就是1公里8分钟。她白了我一眼，还是拖着地跑。那次出院以后已经33年了，医生迄今也没给个说法，那究竟是什么病。安52了，我58。我还是单身，还是忧患缠身，好在胃和皮肤都好多了。家庭关系一度恶化，一度缓和，而今又僵化了许多。我们在霍皮族的地界上，是变柔软了，还是变僵硬了？我不知道。“你可以前后摆起臂来，而不是乱甩。”我们在150个当地人前面跑着。他们有霍皮人，有纳瓦霍人，还有祖尼人，个个外形消瘦、身姿矫健，看起来在很认真的训练。几十米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把我俩超了过去，甭管是胖墩还是老家伙。 “我们跟他们还不是一伙的，”我提醒安，“我觉得要是我们跑到他们中间，会显得对居留地的长者比较尊敬。” “去啊！”安说。“你自己去啊！”她喊的声音有点儿大。 “不，我要和你一起跑，”我说，“咱俩是一起的。我是你教练。” “我没在 跑步，我这是颠儿。”安嘘了我一下，“你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吧，按你自己的配速跑好了，让我自己待会儿。” 但，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 2014年4月 安和我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偶尔吵吵闹闹的关系，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区隔（她笃信顺势疗法和颅荐骨平衡疗法，我喜欢肉丸子披萨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电影）；对体力劳动的欲望不同（她做园艺、搞种植、伐木头、自己刷墙、改造电线，我喜欢下午睡懒觉）；抚养子女的观点也迥异（“自从你给艾萨克看了恐怖电影《鬼娃孽种》的预告片，他就不敢到楼上卧室去了，这事你知道吧？”10年前有一天、我外甥刚6岁的时候，她半夜打电话冲我吼。“恩，我给他看了。”我回答说，“你没事吧？”她吼的声音更大了。）。 早春时节，我妹妹给我发邮件，说她准备参加第41届路易斯·特瓦尼马跑步比赛（Tewanima，1912年奥运会男子万米银牌获得者，霍皮族人），她还说她准备伪造一份投资银行的工作简历，注册成共和党，转行干房地产。安16岁的时候身材苗条、体型匀称，是男人梦寐以求的美人坯子，还是高中的啦啦队长。那是她就明确的表示，她厌恶所有空无的消费主义、让人压抑的父权制、行尸走肉般遵循枯燥乏味的习俗（这些都是她自己的原话）。这些事包括职业体育、朝九晚五的工作，接下来的15年她都在刮腿毛。她还排斥证券市场、西药、昂贵的运动装备、宠物狗、打折商店、营救中心、中央空调，还有鞋（除了牛仔靴、凉鞋和西藏式拖鞋）。安被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录取，主修心理学，辅修非洲舞蹈教学。现在她在科罗拉多州杜兰戈一个很安静、不怎么热闹的边境小镇安顿了下来，一住就是十年。现在她是名认真的河流木筏漂流粉丝、世界级的自行车骑手、长距离跑者，还是“花大把银子买一架他妈的莱卡相机，就为了让他们的生命能多快活两秒！” 安读《纽约客》，听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她穿衣的风格多样，头一天也许还是亮蓝色的迷你裙配旧货商店淘换来的同色凉鞋，第二天兴许就是红色紧身牛仔裤配一件棕色工装夹克，外加一顶毛泽东式的帽子。她喜爱珠宝但是从不化妆。“我是个极简主义者。”她说，“如果我做了指甲，我会感觉到呼吸困难的。” 从3岁起，安就喜欢天然冰激凌、自贸区的精致咖啡、博洛尼亚腊肠三明治、薯片（越便宜、越油越好）、冷冻锅贴，还有可口可乐。她至少一周要有这么一次大快朵颐，除非她正好碰了拉布拉多，或者哪个营销公司打电话邀请她去就餐。当她不用开车载她的两个孩子去参加越野跑聚会、表演课、冰球课、火箭手工课，不用从菜园里收摘西红柿或蒜头、散步、喂狗、扔垃圾、画装饰画、带颅荐骨平衡客户课，或者不用“累到趴下”的时候，她就像我们的妈妈常做的那样，会扔进嘴里一堆饼干之类的零食，看她已经珍藏十年的肥皂剧《恶搞之家》的DVD（译者注：Family Guy，1999年开播的无厘头喜剧动画片）。当她丈夫史蒂夫、孩子艾萨克和艾丽斯、狗狗山姆和布林克斯都睡了以后，她在午夜干这些事。周日早上，她都会在后院小酌几杯刚煮好的新鲜咖啡，舒服窝在沙发里，不管孩子们的哭闹声，不管狗狗们的嘶叫，不管电话铃声响一百遍，也不管她丈夫是在掀破天的钉钉子、钻眼儿还是怎地，她就是抬起头来凝望黄松厚厚的松针。那松树是那么高大，树荫遮住了整个房子，而她兀自庄周梦蝶般的在和约翰尼·德普隔空对话（好莱坞明星，代表作《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要是这一周真的很累人，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还会有一大碗薯片。 “我以为你不喜欢有组织的体育比赛呢，”我写邮件给她，“我原以为你抵触所有的事。我以为你多年以来都坚持认为瑜伽和非洲舞蹈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运动。你现在为什么要跑步？” 她给我回邮件，写道： 为了战胜对困难的恐惧。 为了打败内心里“我是个失败者”的魔障。 为了在我美丽悄然流逝的时候有一种新的办法有能感觉到自己充满力量。 为了证明给我的前夫我不是个又胖又懒的笨蛋。 为了和我好动的儿子有共同语言。 为了与杜兰戈所有疯狂的运动员击掌相庆……我知道跑步这玩意儿不用花大把的钱。 为了一些比自己更大的梦想。 为了征服中年危机。 为了给我12岁的女儿做一个好榜样。 而且，就像我一直喜欢做的，接近浪漫的美国原住民，所以从没想过能在霍皮族的居留地上参加一个5公里的比赛。还有，我认为霍皮族的文化非常酷。当然，《小木屋》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书（1942年出版的儿童读本，多次被评为100本最佳儿童读物，1952年迪斯尼同名动画片问世）。无论如何，我支持印第安人（就算他们不是霍皮族）…… “太好了！”我回复她，“我要当你的教练。” 我自告奋勇，是因为在过去的这十年里，我因为慢性伤病不能再打篮球了，跑步帮助我应对压力、焦虑、肥胖，有时会觉得就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跑步也能渡我一程。我也能教会安，让跑步改善她的生活。 “我才不要什么教练呢，呸呸呸。”她回邮件说。 “别呀，这会很有趣的。我会让孩子们去看电影什么的。” “好吧，死胖子。”她这么回道。死胖子是我小时候的外号。她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外号。 兄妹俩在看过去的老照片。 对页从左至右：安还是婴儿时史蒂夫抱着她的合影、安上学时的合影、怀孕时的合影。 2014年6月 “我不喜欢这样。”安说。 “不不不，你只是觉得你不喜欢，”我说，“放轻松。我们慢点跑就是了。” 我决定当安的教练两个月后、比赛三个月前，一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在杜兰戈米勒中学的塑胶田径场上蜗速爬行。这里海拔6500英尺（约合1981米），我呼吸都有点困难。安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跟往常一样，我有点担心她。“这跟走有什么区别。”安问。 “没事啊，这么慢也没问题，”当我看到她脸又耷拉下来的时候，赶紧跟她讲，“我们不着急，这是训练，又不是比赛。” 兄妹多年，我知道安的脾气，她是头顺毛驴。“我们就是跑跑步、聊聊天而已。再跑四圈半，凑个一英里。” 安嘟囔了两句：“跑圈太傻逼了。上帝啊！” “来点冥想练习？” “不，我才不要做什么冥想练习！上帝啊，谁发明的跑道，他哪根筋不对啊？我们为什么是在跑道上跑，而不是在路上跑呢？” “我想在一个中性平面上观察一下你的跑姿。”我跟她撒了个谎。事实是这个学校离她家就几百米远。除了有点懒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我不喜欢新鲜事物，比如旅行、探险。我妹妹不喜欢的新鲜事物还包括口红，还有花钱买纯种狗。 “我的建议怎么样？”安问我。 “我是教练，你得听我的。” “好吧，死胖子教练，我想去外面跑。” “别叫我死胖子。” “咱们明天去跑山。”安挤出来几个字。 “看看再说。”我的答复乐观、公道，像个真教练似的，“但是今天咱们别再唧唧歪歪了。还有，你下载了我向你推荐的《洛奇》主题歌了没？我回头想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也受受鼓舞。” 安停了下来，我喊道：“别停！别停！”她又开始龟行。“上帝啊。”她低声嘟囔着。 我昨天到的杜兰戈。今天早些时候我带15岁的艾萨克去看了场超人的电影。超人电影和软糖圣代看起来可以弥合少年维特惯有之烦恼---高中、亲戚、是不是能睡着觉、下周的自然课考试、大学、成年人的世界……他倒是提醒了我，这跟我也有关系。早上，我和12岁的艾丽斯一起喝了咖啡。（“她喜欢喝咖啡。”我问我妹妹12岁的孩子有喝咖啡的习惯好不好时，她说，“别逆着她的性子，客随主便吧。”）我们的妈妈几小时前刚到，住在半个街区外的一处租来的房子里。我听到安打电话跟妈妈解释，她不觉得艾萨克的家庭作业太多了，她也不觉得她会近期去波特兰，她还不觉得艾丽斯不能自己骑自行车，她同样不觉得霍皮族居留地能上互联网，她不想让妈妈带点“好吃的黑面包”到自己家来。我坐在安卧室的沙发上听她叨唠这些，我还在这里给他教练的建议，还在这里看电视、打盹。每次出行，我都要花几天的时间适应当地的水土。这次，海拔是大问题。 当我坐在沙发上时，安告诉我她早就开始训练了。她已经在附近的山路上慢跑两周了。 “那你有跑步的鞋了？” “还没有，我就穿着手工制作的印第安皮靴跑步的。” “首先，我穿的鞋很漂亮，做工也很好。其次，我看不上跑鞋，长得太丑了。我不喜欢那种美国人穿着在欧洲招摇过市，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国货的那种鞋。颜值太低了！” 我叹了口气。 “但是我也去商店试了几双跑步鞋，我不得不说，穿上去还挺舒服的。但是，但是！几百美金一双鞋你不觉得贵得令人发指吗？这足够莫桑比克一个村的人一周的嚼谷了！” 最后，当她丈夫史蒂夫（杜兰戈消防队的队长，还是个木匠、承包商；他是个大学生，喜欢读书、跑步、打篮球，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大好人）跟她说咱们买得起跑鞋，她应该穿好鞋炫一把的时候，她终于服软了。但在买鞋前，她说：“你可不是咱家的户主，咱们家老娘我说了算！”我们在跑第五圈，也是最后一圈。安一直在骂跑道。我一直在哼哼《洛奇》的歌，直到安让我别唱了。我们大概8分配速。我告诉她最后冲刺一下会让她感觉很爽，她回敬我一句“闭嘴”。我降速了，让她超过了我，然后在还有50米就跑完的时候，用一种多年前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无比喜爱、听了就吃吃笑的语音语调解说起来：“伟大的苏联冠军斯文特拉娜·克鲁沙科夫被美国的新秀弗雷德曼（安出嫁前的娘家姓弗里德曼）追上了！东欧的冠军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软弱、虚荣、腐败的西方人会感到她秋风扫落叶一般的能力……” “你丫闭嘴！！”安尖叫着，但是她的确没办法跑更快了。 “有如秋风扫落叶能力的克鲁沙科夫是不可战胜的，懒惰的西方人最终会发现美国人的能力是如此的软弱、不堪一击。克鲁沙科夫开始冲刺了。但这是什么？醒过劲来的资本家没那么容易屈服的。坚强不屈的俄罗斯传奇---半人半马的女汉子---她更有力的冲刺了，拼尽全力了！苏联的女英雄从没有这么搏命过，但是美国人也不会束手就擒的！弗里德曼是哪种运动员呢？克鲁沙科夫不能……” “我去！上帝啊！”我妹妹喊着停在跑道上，只有十米了，“你有完没完啊？！” 那时，我才知道，这将会是个悠长的夏日。 比赛前几周的山路上，苏联冠军克鲁沙科夫偶尔保持沉默的时候。 2002年4月 “哇！”艾丽斯哭了，“哇！！！” 艾丽斯从一生下来就哭喊，她是个早产儿。她降生的那天，天降大雾，气温只有零下十度。助产士被浓雾困在路上，只能通过电话指导安的丈夫，然后由安的一位朋友接生的。 艾丽斯生下来的时候全身紫色、双眼圆睁、一声不吭，脐带绕在脖子上。安大出血，差点挂了。救护车送安去了医院，艾丽斯就这么哭了三个月。 “哇！”艾丽斯又哭起来。她骨瘦如柴，看上去跟ET外星人一样，但是更难看一些。她的哭喊声尖利刺耳，常人不能理解她在喊什么。 安轻轻摇着她的女儿，脸贴着她，问她哪儿不对啦。安在她和她丈夫建在科罗拉多州希尔沃顿房子的厨房里摇着孩子。那年夏天，野花盛开的时节，他们觉得这段婚姻还能勉强维系，唯一的共同语言就是孩子艾萨克。那时他才刚10个月大，只会笑、哼哼，发几个简单的音。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丈夫开始问一些奇怪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现在是早春四月，艾萨克3岁半，艾丽斯才3个月大。雪开始下了起来，连下了五天，积雪很厚。那条唯一连接希尔沃顿到文明世界的公路已经因为北美地区的雪崩关闭两天了，只有道路的那一头才有七点以后仍继续营业的药店、医生、电影院和饭店。这就是山区的春季，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大雪始盛开。 “哇！”艾丽斯哭了，“卟啦！” 安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她在试着做一些盘子。 “妈妈，是不是所有的坏人都抽烟？”艾萨克问正在摇艾丽斯的安。艾丽斯继续哭，她只得继续摇，温柔的跟艾丽斯耳语几句。我外甥生在一个圆顶帐篷里，接生婆及时赶到，没有任何并发症。艾丽斯正在闹的时候，艾萨克正在思索着什么。至少在这点上，他遗传了我们家喜怒无常的基因。我们家的老娘们世世代代都喜欢做类似穿着大皮靴跑步、从岩石缝里种蔬菜这种事，还有在东欧满是坑的泥地里拉着载满盆盆罐罐、刀叉和摇椅的小车跋涉，用她们粗糙满是老茧的手指跟狼和反犹太的人斗争；老爷们就喜欢讲笑话和睡大觉。 艾萨克喜欢皱起眉头眺望远方。我觉得他多想点儿，对他自己有好处。从他三周大起，周围的人就叫他“教授”。 “嘘。”安跟艾萨克说，继续摇着艾丽斯，她奇迹般的看起来要安静下来了，“等会儿再说，孩子。等会儿咱们再聊坏人的事。” 艾萨克又紧锁双眉。艾丽斯的哭喊慢慢变成了温柔的啜泣。教授卷土重来。 “妈妈。今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流星砸到咱们房子的几率有多大？” 正好这时，艾丽斯欢快的叫了一声。 “艾丽斯一定觉得流星很有趣。”教授说，看起来成竹在胸。 安笑了，一丝苍白又略带希望的苦笑。然后，艾丽斯原本高兴的叫声又变成了可怕的大哭，令人无边绝望、身心俱疲，安流下了眼泪。艾丽斯不肯拿奶瓶，安知道她不是饿了。 在旧金山读完大学以后，安卖过花、做过陶器。在跟一位农场主和喜剧演员分手后，她又交了一个男友，他是个电影制片人，我们家的人都怀疑他是个瘾君子。不久他们也分手了，她心力交瘁，把所有粘土、转轮、古朴的裙子、牛仔靴和西藏磕长头的人用的拖鞋扔进她1990年产的丰田科罗拉的后备箱，这车脏兮兮的，满是刮痕。在她买了本书，照着书里一个章节《西部最酷的山间小镇》骑了五个地方以后，她到了希尔沃顿。她在这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喜欢画超现实主义的岩石风景画。她还有了份FEDEX司机的工作，教孩子艺术。她挖了个坑，自学古代坑烧陶器的方法。她又交了个开救护车的男友，东拼西凑了些钱，买了所房龄100年的旧房子，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粉刷了墙面、布置了水管。她又换了一个男友，这人原来是在投资银行，后来转行做平面设计师，还干过滑雪教练，到处攀岩。他路过小镇的时候和安坠入爱河，怀上了爱情结晶艾萨克。他们结婚了，在小屋旁边盖了所新房，在这里生下了艾丽斯。安快被折磨死了，艾丽斯又开始哭闹。 安和她丈夫在艾丽斯出生一年半后离婚了。我到这已经三天了，我和艾萨克坐在沙发上，跟他讲外星人绑架和历史上最伟大的越狱犯的故事。自从上次我被报社炒了鱿鱼后去医院看安，我已经换过四次工作了，搬到了纽约，皮疹和胃病比以往更严重了，花了很多时间设想自己未来的路在何方。但我更担心我妹妹了，所以我飞去了西部。我在希尔沃顿和艾丽斯一起唱歌，搬家里的垃圾到镇上的垃圾收集站，带大家去吃冰激凌，教给艾萨克如何说“史蒂夫舅舅的匹萨之夜”，如何直接从瓶子里吃鲜奶油，更多的时候是和艾萨克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灰熊和犀牛谁打架谁能赢、猎豹和土狗打架谁能赢，鲸鲨和逆戟鲸打架谁能赢。他又问了我数不过来的更多问题，我们俩真诚严肃的，像男人和男人之间、学者和学者之间、博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之间那样探究，更详细的描述咸水鳄（译者注：又名食人鳄，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领地意识极重，所有进入其领地的生物均被其视为猎物，已知最大成年个体体长达8.63米、1.6吨，双颚咬合力超过3000磅）如何用它可怕的“死亡翻滚”杀死倒霉的猎物。我在他大概2岁的时候跟他讲过死亡翻滚，他百听不厌。 周围很安静的时候，还讨论过狼獾和海豹令人赞叹的战备状态和战斗威力。艾丽斯睡了，我们都能听到安在抽鼻子。 “嘿，安。”我说，“上次妈妈说要给你买个洗碗机，你为什么不要呢？有了那个机器，你能过得更轻松一些。” “我的盘子都是我自己做的，需要手洗，不能机洗。”她说，“但是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她说话的方式，听起来好像她一点儿也不感激。“要不，我给你买些可以机洗的盘子？”我说，“这样你就有些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 “休息？”她说，“休息？”啊哦。 “你想帮我和孩子们，是吧史蒂夫？”她问道，“要不然你也做上几个月的饭、打扫卫生、换艾丽斯的尿布、买东西、干中介卖这该死的房子、跟孩子讲熊的蠢故事、给自己狂塞Chubby Hubby棒和鲜奶油！？” “妈妈，灰熊一点也不蠢。”艾萨克说，“它们实际上可聪明啦。它们甚至知道如何砸豪猪的后背弄死豪猪，然后用它们的大爪子挖出豪猪腹部的肉……” 我听到妹妹开始咆哮了。艾丽斯醒了。我很担心安。 “安，你在镇上有朋友吗？”我问，“比方说，运动员什么的？我想你要是去找人聊聊天，买个洗碗机，让我给你准备些可以机洗的盘子和餐具……” 安什么也没说。她把背对向我和艾萨克。艾丽斯开始闹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是高兴的声音，有的是不高兴的声音。安的肩膀看起来在起伏。 “妈妈。”教授用很有耐心、通情达理的声音问道，“我和舅舅吃点鲜奶油行不行？直接从罐子里吃，就想真正的男人那样？” 我冲他摇了摇头，晃了晃手指，摆了个口型“不是现在”。他又皱起眉头，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舅舅是怎么了？安的肩膀起伏得更厉害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那算了吧。”教授追了一句，这小子还算有眼力价。 安转过身来，这个角度艾丽斯的眼睛看起来又大又吓人。“上帝啊，史蒂夫！”安嘶喊道。当然，艾丽斯又哭又闹，声音更大了。安流下气愤又苦涩的泪水。艾萨克和我只好去了楼上，继续讨论落单的大象和雪豹哪个更厉害。 “我很担心你妈妈。”我跟艾萨克耳语，他哭了。 “不管有多困难，我都要跑这个比赛！”她喊道。 这是强烈的意愿，还是大脑缺氧？ 我妹妹可从不轻言一诺。 2014年6月 “我喜欢这样。”我们慢跑上科罗拉多的山路时，安这么说。这是她想训练的地方，我们来这四天了。在结束了米勒中学跑道上的意见相左以后，我还是从了她。所以每个下午我们都会开五分钟的车到这里，然后再科罗拉多的山路上跑两英里：一英里上坡，一英里下坡。我们沿着章克申小溪的河岸跑，阳光从森林的枝叶间洒下，树荫让我们感到凉爽释然。 第一天跑了31分钟，昨天缩短到26分钟。安下山用了11分钟，我除了正能量，什么也没给她。伟大的苏联冠军克鲁沙科夫并没有跟我们一起跑，但是我自己在哼《洛奇》主题曲的时候的确摔了一跤，那时候安告诉我别再唱了。 她实际上用的是这俩字：“闭嘴。” 上坡的时候，我的计划看起来奏效了……一点。 “我现在非常想跑步。”安说，“跑完步以后我感觉好极了。如果我能每天都跑步，并且很享受跑步的话，想想看我还会做什么。也许我也能去学法律（译者注：这里指跑步像学法律一样难坚持）！” 看起来每天都很轻松了。安、史蒂夫和孩子们吃早餐，吃完早餐史蒂夫就会开车去消防局，安会出去给人按摩，或者在花园、厨房做做家务，打扫卫生什么的，艾萨克会去进行越野季后赛的训练。当他走出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眉头紧锁，这不由让我心生犹怜。我得去睡会儿，因为我很容易有时差，睡觉会缓解焦虑。艾丽斯早饭完去念书了，她9:30会叫醒我，然后我们一起走着去镇上喝咖啡。 每天艾丽斯和我都要在咖啡店消磨几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会聊天、读书、讨论跑步如何改变安。 “她现在穿得和杜兰戈其他女性一样了。”艾丽斯有天早上想我吐露心声，“以前，她要是不穿身复古装，都不会出门半步。现在她穿着吊带衫和跑步短裤，跟其他运动员一样。偶尔她甚至会穿网球短裙。” 艾丽斯继承了她妈妈的时尚感，但她喜好的不一样。当她叫我起来的时候，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去喝咖啡了。有天她穿了件1940年代式样的复古红圆点的女式衬衫、黑色短靴，还拿着一个复古的黑色缀珠手袋。另一天穿的西班牙风格的黑色波列罗上衣、黑色意大利面式条状衬衫，还有件高腰裙。昨天是品红色的开司米羊毛衫、黑色的天鹅绒珍珠围巾，配以黑色紧身裤。今天她还带着围巾，加了顶1940年风格的草帽，穿着松蕾丝衬衫和紧身牛仔裤，戴了副白边太阳镜。我那位不爱恨天高、连指甲油都不用的妹妹，养了个六年级就抹睫毛膏的闺女（安当时说：“不行，这样可不行”）。当艾丽斯在小镇主路上的蒸豆咖啡店点咖啡的时候，收银台里面的女士问她“请问你想点什么，小辣妞？”，艾丽斯盯着她慢慢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请给我来一杯咖啡。”有些时候，她看起来像刚从时尚杂志上走下来的模特，我甚至担心她会变成《出租车司机》里的朱迪·福斯特（译者注：她凭借在此片中所饰演的12岁雏妓一角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作者意为过分早熟）。 长大的可不止艾丽斯一个人。 安的前夫也搬到了杜兰戈的山里，他还攀岩滑雪，平时全职上班，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有自己的房子。孩子有一半的时间归他抚养，他给孩子们做饭，带他们去露营。艾萨克已经长成了15岁的哲学家，有一套自己的精密处世理论，他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他蛮有忧患意识。身为高三学生，他在考虑自己应该上哪所大学，就算他爸爸、妈妈、继父、舅舅都告诉他放轻松，不要有那么大压力。他哀伤的说：“舅舅，除非能帮我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或者得诺贝尔天体物理学奖，要么我去读个什么大学啊。”插一句，他是个全A优等生，人缘很好，有一米八的个子，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眼睛跟他妈妈一样是蓝色的，绝绝对对是帅男一枚，还是杜兰戈高中越野队的主力队员。看着他的抬头纹，他提醒了我，我自然也是担心他的。我告诉他，有的时候我也会琢磨一下自己做过的那些愚蠢决定、思索一下未来的困扰，他的眼睛睁的大大的。“你也会这样吗？”他问我。我说当然啦，我也会这样，这样是浪费时间。他是个好孩子，他应该享受自己的当下，也许明晚我们就回去看个动作片，吃个鲜奶油圣代。希望这样会让他振奋起来吧。 跑步也一样。我很欣慰自己能把他变成了跑者。除了捕食者的故事，我经年累月给他灌输龟兔赛跑、大卫与戈利亚斯之战（译者注：《圣经》中以弱胜强的故事）、屌丝逆袭美少年找到心灵归宿的故事。我告诉他，我12岁的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篮球少年，有一次我慌乱中投进了自己队的篮筐，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停止忧惧，不要去担心什么结果如何，只要享受一切、尽力做好就是了。我发现了一些减轻压力的办法，而且，我表现得比以前更好了。 他悟到我建议中蕴含的精妙禅意了么？我不确定哎。他太想成功了。他给自己加了太多的码。我希望沙漠里毫无压力的欢乐跑可以把他从杜兰戈高中的田径队里的竞赛和霸主之争里解放出来，帮助他放松一点。他也许能从我从篮球中得解脱的经验中学到点什么，或从我放松跑和下午打个盹的中间学到。艾萨克可不是个瞌睡虫，这事我是通感了，他能不能感悟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艾丽丝我倒不怎么担心。她学会说话以后，就不怎么哭喊了，除非全家人坐在餐馆的时候就她的汉堡来晚了，她就会尖叫“我的肉呢？”她两岁开始有口头语，现在都在用---“我不开心！”和“我是认真的！” “提问！”有天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我外甥女正在全神贯注的看一本纽约当时正流行的科幻书（她一般喝咖啡的时候看一篇，睡觉前再看一篇）。我问她：“太阳帮我们保持健康的是什么？” “维生素D。”艾丽斯说，“这太简单了。”“提问！”我又高声问她，因为我希望每个问题都很特别，都让她乐于学习知识。“你舅舅做的的饼干里哪种更好吃，是半甜巧克力饼还是牛奶巧克力饼？买一赠一的问题：是在头天晚上把面团冻起来，还是直接放到烤箱里烤？” “简单简单。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认为半甜的好吃。提前放到冰箱里。”她和常人不一样。在艾萨克前车之鉴之后，安给我列了个单子，什么能跟她女儿讨论、什么不能。但艾丽斯需要一些挑战。这难道不是她舅舅份内的事吗？ “提问！”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威猛可怕的咸水鳄在吃可怜的猎物之前怎么杀死它？” 艾丽斯停了一下，闪着她那双外星人似的、像南太平洋一样蓝的眼睛，抿了抿嘴唇：“恩，我想它会使用一种叫死亡翻滚的办法。艾萨克告诉我的。” 我凝望着她，满是爱意。为了她，为了教授，为了我妹妹和她丈夫、还有她前夫，感谢他们还记得多年前冬天夜里那些关于耸人事件和流星的谈话。忘却，因为自己总是在外游荡，很少顾及安和她的家庭。我依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需要 减肥，我住在小小的、贵贵的小公寓里，我秃顶了，我的存款日渐减少，我还浪费太多时间忧虑失败和死亡。 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考虑。“好吧，”我说，“你觉得鳄鱼能打得过一群土狼吗？” 艾丽斯笑了。 她不甘于像别人一样做一个无用的废柴。她在奔跑。尽管她管这个叫颠，因为她顽强不屈。 兄妹俩全力以赴准备路易斯·特瓦尼马跑步比赛，妈妈、外甥女和得意洋洋的外甥也倾情投入。
2014年7月 月中，我收到了来自纽约的一封让人担心的邮件。是安写来的。 “我五天没跑步了。”我在读这封信。 脊椎按摩师告诉她神经有被压迫的迹象。也许是因为跑步而恶化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艾萨克小的时候，她用臀部背了他两年造成的左右不对称。 安说下个月也不能跑步了。然后，最让人不安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喜欢自己身体的感觉，一种松弛的解旋。 我喜欢不用跑步时的那种压力。 我喜欢不用为自己安排时间的那种轻松。 我喜欢尽情的吃巧克力，而不用担心是否会发胖。 我喜欢可以不用谈跑步。 我喜欢给自己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名跑者。”就好像说我不觉得自己希望生活在郊区、穿袜子或者在办公室工作。不知怎么的，承认自己不是名跑者，才让我感觉到自己忠于特立独行的本我。也许我是个失败的人，因为我不喜欢跑步。或者，我压根就不是个真正的跑者。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许做一名跑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抽烟、喝酒、做个做事超级有条理的人。也许这才是跑步之道。 我知道很多跑步的人也抽烟。 我不知道。 我喜欢不跑步。
我冒汗了，呼吸也急促了，赶紧回邮件：“休息几周没问题。恢复是很重要的。这会让你跑得更快。” 她回复：“我不觉得自己是名跑者。但我仍然会等等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承认，我不关心我们是在跑、走、还是爬行，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我们走出家门、享受在一起的时光。我在想，她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善意的谎言。要不然我也没必要飞去杜兰戈，开五个小时的车去霍皮族居留地，就为跑5公里。不管怎样，我会让她跑起来的。 2014年8月 她在跑步。但是，我依然担心。跑完了5公里，我听从了她的意见，让她自己一个人跑。大概有10个人超过了我们，现在要上一个小缓坡。我回头斜眼看了一下后面长长的人流。我没看见我妹妹。我有点气喘吁吁，满身大汗。我开始扫看安可能在的地方。我刚才超过的人，现在超过了我。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往回跑。 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安喘得从没这么厉害。她依然愁眉不展。我担心她，也担心艾萨克。从一开始跑400米以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他。他还好吧？他跑得不费力吧？他会不会喜欢今天的记忆，就算最快的美国原住民、熟悉地貌的沙漠老手，把他打败了？这是不是另外一个需要反思和烦恼的插曲呢？我现在可顾不上教授，我得把心思放在我妹妹上。 “你还好吧？”我问她。 “我顿悟了！”她喘着粗气。 “真的？” “是的，你知道妈妈怎么总是问我怎么准备的饭、开车经过某地的时候总是大声读街上的字，总是打断我的谈话跟我抱怨为什么居留地里没有互联网？这也许是因为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需要被关心，但是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嗯。”我说。我希望安能继续跑起来。对于她的蜗速前行，我还是抱有有一丝希望和逆向思维的。 “还要听我另一个顿悟吗？” “当然。” “你知道我有多爱这儿吗？你知道在家里我什么感觉吗？跑完3公里，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们在爬坡，我那时候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就是一个隐藏在女人躯壳下的霍皮族汉子！” 我还应该继续陪伴她比赛吗？她不是中暑了吧？也许这是她的第二次通神？多年以前，她在犹他州布拉夫的梳子山上中暑了，她说她看见成千上万个玛雅人从悬崖上滑过，“就像用幻灯机打上去的”。在这之后十年，科学家们才发表研究论文，说有迹象表明玛雅人实际上应该是去过那里。也许我的妹妹是19世纪的武士轮回转世的，或者她是巫师投胎，管她是谁。但是，她是不是中暑了？ “酷啊。”我说，因为她的教练想让她感觉舒服点，“嗯，安，记住我说的如何上坡的话，你需要减小步幅，这样跑起来更容易一些。等你到了顶以后就应该开始……” “我想比赛，我要比赛！”她喊道，“你不用指挥我，我的地盘我做主！” 意愿凶猛，现实骨感，她是不是大脑缺氧了？对我妹妹而言，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的事从来不简单。 “呃，安，你刚才是不是说了‘我的地盘我做主’？” “跑啊，”安嘟囔，“跑啊。” “步幅不错，”我撒了个谎，“如果你能抬起……” “我很开心，”她说，尽管她看起来不像，但是，“跑起来。跑起来！” 我该怎么做？ “我挺好的啊，”她说，“比好还要好。跑起来，这是你自己的比赛。” 所以我跑了起来，但我还是挺担心的。 我跑到了小山岗的顶上，再冲下了坡。抬头一看，800米前有一组陡峭的台阶，看上去有上百年历史了。所有的人都没有跑，都是在走着，我跟上了他们。不知为什么，我倒不太担心了。安在跑步，我也在跑着。艾萨克也在跑着，远在我们前头，我希望他能记住的是沙漠的美丽，而不是仲夏的毒日头。消防队的队长史蒂夫也在跑着，他是在10公里组。艾丽斯穿着紫色的康威鞋，米色的花边短裤和白色的背心。我妈妈参加的是一英里欢乐健步走组。 我向台阶跑去，天空辽阔而柔软，沙漠永亘的延伸着，纯净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都能看见霍皮族文化中心的餐馆里，蓝色的玉米早餐墨西哥卷饼正在等着我跑完比赛去享用。我知道如果没有我爱冒险、有时很难对付的妹妹，就不会这样。她邀请了我去西部，也请了许多其他人，但是如果她不听我的、没有告诉我要喝水、善待我，就像她对待其他人一样，我这一刻还会一个人孤单焦虑的呆在纽约，等着“西部顺利”中餐馆送的宫保鸡丁外卖，看法国非主流侦探剧的第29或者33集，看那个红头发的律师卡尔松小姐设下的重重密谋。我的生活应该是那样吗？这难道不比我在沙漠里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好？ 我喘着气，一步比一步更艰难，爬上愁煞人的岩石台阶，然后又开始下一段下坡路。我的呼吸均匀了，笑着，希望我的巫师、医师、英气勃发的妹妹一切都好。我在想，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快乐，就算我担心她的时候也很快乐。 那也是我在我亲生儿子身上的感悟。 1961年6月 当时我是个6岁半的孩子，看着我6个月大妹妹的婴儿床，她有点X型腿。她四肢弄出一些声响，嘴里笑着。我是个心生忧惧的少年，害怕虫子、鸟、西红柿、鱼、芥末、收音机，害怕戈壁邻居家的温迪狗---别人都说那狗很亲人。我吃饭的时候低声嘟囔，吐泡泡来让自己平静一些。下雨的时候我会偷偷哭泣，求我妈妈让我待在屋里，因为我知道虫子一定会满街都是，我也许会不小心踩死几只。但是我妈妈说不行。 我到了婴儿床旁边，拍了拍我妹妹的头。我担心她乱蹬，因为几周前她的脚看起来很可笑，有点内八字，走路像鸭子一样，具体怎么样我记不清了。爸爸妈妈说没事，X型腿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他们老是说别担心，别担心。我下雨的时候还是必须去上学。她个头那么小，事实是她一点也不担心X型腿---她一直冲我笑，扭动着身体，抓紧我这个一年级死胖子的手指---这让我更难过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担心我妹妹上。如果我担心她，就不必担心在人行道上的红棕色虫子、或者担心要去学校的澡堂洗澡、或者担心会在课堂上吐了。我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这么吐过两次了。要是我担心我的小妹妹和她的X型腿，我就不用担心五年级的吉米揍我，不用担心踢足球的时候会搞砸了，也不用在自己跑不动的时候担心体育课的S老师训斥我太懒了---我看见S老师有一次把六年级的一个学生提溜着领子拽起来。我又一次拼错字的时候，一年级的老师也不会太过“关心”我。我总是把K和P之间的字母漏掉，因为我觉得这是个特别的P，是个elemeno的P（译者注：这个地方留的原文，谁要是知道啥意思麻烦告诉我）。 担心安，我就不必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会因为早饭的鸡蛋要不要洒番茄酱而争吵（“你还没这么吃过？难道不想试试吗？”），或者自己会不会又做噩梦，或者我在自己家后院散步的时候大家都说脾气好的小狗温迪冲我打哈欠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会吓到我，或者胖男孩坐在轮椅里上台阶的时候温迪转过头来冲我叫又会吓到我。有天晚上妈妈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邦尼奶油牛肉汉堡，但是她说我是个大人了，不必再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时候，我不禁又哭了起来，因为我觉得我遇到麻烦了、我做了个噩梦。 我是个担惊受怕的小男孩儿，但是只要站到我小妹妹安的婴儿床边（我爸妈去哪了？我哥哥唐尼去哪了？我不知道），我盯着自己小妹妹的腿，她踢着腿咯咯笑着，我有点担心她，又有点担心她的腿。她倒是一点也不担心，有时候我咯吱她粉红色的小肚子，看她笑了，我就不担心任何事了。就算温迪或妈妈叫“天生有趣，因为他是他家的宝贝疙瘩，所以我们应该对他好一些的”那个邻家男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宝贝疙瘩，老是吓唬我。 安长大了，出落成了强健、勇敢有魅力的小姑娘，就算她六年级的时候追打了男朋友几十米、第二天就分手了，她冲他喊过，也没有消沉过。当她初中的朋友们盛装陪她去看我打篮球，当她全神贯注的读《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译者注：Our Bodies, Ourselves，畅销书，我高中的女朋友在安12岁的时候送给她的），当她高中同学毕业后加入和女生联谊会、买罗兰爱思（译者注：LauraAshley，英国品牌，源自《罗马假日》里赫本带的丝巾）、跟会计结婚，当她搬去加州和不穿鞋的艺术家约会，然后搬到科罗拉多的山里，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我一旦担心她，不管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她，我们的话题都会转到我最近的女朋友身上、论文或收入上，安会问问我喝水够不够、有没有练瑜伽的下犬式动作，如果我两个都做了会感觉好一些。当我听起来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她会说：“看看电视，吃个冰激凌吧，你会好起来的。男人，对自己要好一点。” 兄妹相处之道，听起来总是这么简单。
2014年8月 “那太好了！”安兴奋极了，“我喜欢比赛！我要参加更多比赛！”她跑了42分27秒，在153个参赛选手中名列第114位。 我们从台地上开车下来，离开居留地，开往家的方向。 “安，听到你这么说，我非常开心。”我说，“作为你的教练，那再好不过。下一次，如果我们在优化一下步幅，减少每个分段的用时，那么就……” “我只想参加美国原住民办的比赛。这样的比赛很成熟，人们聚在一起，大家一块儿运动，多有意思啊。” “安，绝大多数比赛都跟这个一样。你不用只参加霍皮族办的比赛。” “好吧，你是对的，死胖子。”安说。 “真的？那就说定了？” 她丈夫也不赖（10公里1小时14分44秒跑完，173个人里排第125）从后排说了几句话：“安，大舅哥说的在理。跑步的人跟骑自行车的和铁三的人都不一样，跑步的是一群很成熟的人，他们在比赛中乐于助人。你要想比赛的话，不用出科罗拉多州，每周都有比赛。” “真的吗？”安问，“哇，恩。” 我们六个人在沙漠里前行，浩瀚炙热的天空罩在我们的头顶，我们在车里被玻璃和金属所禁锢，满身是脏东西、沙子和尘土。安换到司机后面的座位坐了，她还在咧嘴笑着。她旁边坐着我妈妈，前文也提到了她。当我超过一辆落满灰尘的旧拖车时，她说：“我可不想那样，亲爱的。”这倒提醒了安，她笑着问妈妈：“我们可没逼您老人家比赛啊。”我也坐在后排，还未从刚才最后的冲刺中缓过劲来（我以41分35秒列第111），艾丽斯坐在我膝盖上，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个加油站停一会儿。她饿了，想吃点牛肉干。我是认真的（译者注：前文提到过，这是艾丽斯的口头语）！ 窝在副驾座位上，头靠着窗户睡着的是艾萨克。他手在膝盖上抓着奖章和霍皮族手工制作的编制奖盘，那是他赢得5公里比赛的奖品。“第一！”他告诉我，当我在终点哪儿找到他的时候，这小子牙花子都露出来了。16-19岁年龄组冠军，而且是男女混合组的冠军，他跑赢了所有的人。他的成绩是22分46秒，比第二名快一分钟都多。我探身过去凝视我熟睡的外甥，我那焦虑不安的、老是给自己加码的、想要读大学找到治疗癌症方法、实现自己梦想的外甥。他这趟玩得开心吗？他是不是狂笑不已、一骑绝尘而去，跳出了虚构的樊笼呢？他跑的时候怕不怕被狗追？他的潜能用尽了吗？我看着他均匀的呼吸，睡着了，脸上还挂着笑容。他的额头舒展了，像一块被水冲刷过的石头。 2014年10月 安继续跑步，艾萨克继续比越野赛，至少从电话聊天里来看，他又继续担心大学和流星了。他和他爸爸拉了很多树干到农场里，一起盖了一个工具屋。比赛后的一周半时间里，艾丽斯读了14本书，她宣布冬天要去纽约跟我住几天，我在想要不要给她弄张时装周的票呢？要不然安排她去《ELLE》参观（译者注：《世界时装之苑》，著名杂志）？或者搞几张戏票---她听说有几个有腔调（她自己的话）的非主流百老汇剧正在上演呢？我妈妈回了波特兰，她隔一阵就打电话问一次安，是不是准备好买个洗碗机了。还有：“亲爱的，答应我你可千万别搬家去居留地住啊。” 我飞回纽约，一周在中央公园跑四次。我带着灰白色的路易斯·特瓦尼马跑步比赛特制的橡胶手环，不管是正式的会话还是闲聊，在每次跟别人的谈话中都试图切进这么一句：“哦，对了，我刚在霍皮族的居留地跑了一个5公里”。而且，我终于承认了：“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我在自己的小窝里看电视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的脑子都在想薯条、营救小狗、“提问回答”游戏，还有我远在科罗拉多的亲人们。 当我情绪沮丧时---有时我依然会情绪低落，谁又不是呢？---跑步并不会把我彻底从中解放出来。我下午还会小睡一会儿，睡着以前，我闭上双眼，脑海里过电影一样回放在第二台地就要冲刺前的情形，我在最后几十米和一个7岁穿粉红鞋的小女孩儿PK（她参加的是一英里欢乐跑，但是我们的终点是一个地方），我最终秒杀了她，但是冲线后早晨的菜谱都快吐出来了。 我幻化着一个充满魔力的瞬间：我就在超过7岁小女孩的一瞬间，我回头张望，看到了安。她正在爬岩石中凿出来的台阶。她在笑着和旁边的人聊天。不止是聊天，还不断超人。她超了至少7个人。她是在笑吗？我不确定。我知道的是更令人吃惊的事。她不是在走，也不是在挪步。这条上山的台阶路让所有人都放慢了脚步，大家都步履维艰。她是在跑。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颠，但那是因为她很难对付。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别人对她定性定类。她一路小跑上山，看起来很开心，很满足。 也许我压根不用那么担心我妹妹。如果我不用担心她，也许我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小窝了。7年前我的前前前前度说我花了太多时间看电视，浪费了太多的光阴，我过去做了很多愚蠢至极的决定，或许我未来还要做。以后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在沙漠里，万里无云，阳光普照，我顿悟了，我应该不必再为我妹妹心烦意乱，不必再为我妹妹担心什么。我看到她的跑步是这么的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也不必再担心什么别的事了。
发表于《跑者世界》2015年1月刊
作者：史蒂夫·弗雷德曼 摄影：迈克尔·弗里博格
翻译：马拉松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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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4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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