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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84年秋、冬时节,我已经学习了不少管理知识,颇为自豪。那时中关村一带的年轻人喜欢搞什么讨论班,沙龙一类的东西。一般是某人作为主体发言,然后群起而攻之,​互相激荡,互相切磋。但是由于门户之见,常常搞成舌战群儒,意气之争。
我记得当时中科院系统所的一批人就经常去参加这种活动(这里省略人名若干,这些人现在都是牛人,我不想被人误会借名人来提高身价)。我也经常混入其中去参与群殴。印象较深​的是一次在清华研究生学生会组织的一个讨论班上,我主讲,然后接受群殴,我一个人对付三十多人,居然面不改色,旗鼓相当。后来胆子就大了,到处出击,北大、人大、中央党校​都去过。
有一天,我的老师把我叫去,问:听说你最近经常出去讲管理科学。我说:也不是经常,一周一次而已。
老师说:管理是一项工作,不是拿来讲的。就算你可以口如悬河讲几个小时,也不过是在干复印机和录音机的工作,他们可能干得更出色。什么时候你能让很多人义无反顾的跟着你前​进,去完成一个预定的目标,你才算懂管理了。
后来,在她去世前四个月我到医院看她,我说:我终于可以带领几万人跟我去完成任务了。
其实,从技术上看,管理是一种工作,所以它有自己的技巧、自己的工具、自己的方法。
管理也不仅是一种常识,更不仅是累积起来的经验。它包括了一套系统化的知识。
管理虽然是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
同时管理是任务。管理人员的理想、献身精神和人格决定着管理是否成功。
最后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其实当年我转向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彼得·F·德鲁克在1973年为《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写的序中说的:管理是代替专制的唯一选择(那时我还是一个愤青)。
这实在是很有洞察力的看法。理由如下:
各种机构的有成效的管理是在我们这个多机构社会中免除专制的唯一选择。
专制是用一个极权的首领来代替各个互相竞争的机构的多元主义。它用恐怖来代替责任。它把各种机构都融合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机构。它也提供物品和服务,但数量很少、浪费​很大、水平很低,并以巨大的痛苦、屈辱和挫折为代价。
所以,使我们的各种机构负责地、自主地、有高度成就地进行工作就是在这个多元社会中对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
但是,使各种机构有所成就的是管理者和管理。所以,负责的管理是代替专制的唯一选择和保护我们免受专制的唯一途径。
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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