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岷：日本教训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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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美国与奥巴马身上已够多了，现在不妨将视线收回东方，来琢磨琢磨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

    正如索尼前CEO出井伸之在最近给本刊的专栏文章中所说，日本现今正处在“超级郁闷”中。“超级郁闷”当然不仅仅是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的，更长远地看，日本始终就没能走出自1990年代开始的“失落的10年”，我估计，不久后这个术语就可以正式改为“失落的20年”了。

    关于日本经济为何走出“L型”路线，相关研究与论述已汗牛充栋。事实上，在国家宏观经济策略层面，后起的中国对日本曾犯下的错误多有研究借鉴，比如稳稳地将本国货币升值的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谨防楼市股市等资产泡沫失控性膨胀，但是，对日本社会转型失败更内在的某些原因，我们却不怎么重视，或者，以为那跟中国的状况无关。

    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也曾这样信心满满。他们并非没有远见。手头上这本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厚达1300多页的《90年代日本的课题》就是一证。这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从1985年开始、组织200多位研究人员历时三年的研究成果，它对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应在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完成的综合转型进行了梳理，头头是道。今天来看这本课题论集，仍感其中不乏洞见。比如，其中提到，关于日本经济转型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以日本中央银行前总裁前川为核心的政策班子在1986年4月提出的“前川报告”，其核心思想是要把日本从外需主导型经济变成内需主导型，要转换国内产业结构、要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要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恩，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只是，在后来日本的现实进程中，前川设想要么付之阙如（内需启动不起来），要么反招祸害（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日本转型为一个更多元化、更有创意与消费活力的商业社会的梦想，即便并非夭折也是被无限期地拖延下来了。

    很大程度上，这根源于日本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精神气质内在的单一性。人口结构方面，老龄化愈演愈烈；劳动力流动性方面，讲究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社会精神方面，所谓“一亿中流”，经济繁荣稳定给大多数日本人带来保守、保身的中产意识，缺乏开创新企业、新事业的动力。除了孙正义建立的软银等极少数，日本在1980年代后再没有新创建出世界级别的企业。

    今天中国的转型升级，面临着跟日本类似的内需不足、高储蓄、老龄化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到来无可避免、或者解决起来需要数年之功，那么我们是否该从另一方面来加速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各企业间的流动呢？我们是否该通过各种手段与示范加倍激发富裕或没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创业、创造动力呢？只有去向民间索要丰富性，方能解决可能到来的停滞之忧。从这个角度看，大到去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有关方面至今仍坚称该法毫无问题）、小到最近商务部一纸禁令断了创业家朱新礼的退出之念，都近似于削足适履之举，可能成全了“履”之体面，却伤了前进的动力与活力。

    日本社会的“单一性”还有一个表现：虽然言论与出版自由，但其新闻操作自有一套运作了几十年的潜规则，官方与主流媒体抱团形成的“记者俱乐部”深有默契，前者通过后者达到信息控制的目的。这样的特点，无疑极大妨碍了日本民众在危机到来前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事实上，“形势大好、日本必胜”这样“一边倒”的舆论氛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岛内盛行不衰，是放大日本地产泡沫、扩散日本人享乐风潮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