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haitang008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还是经常地想念他。
　　父亲名讳杨明安，他兄弟五人，我四爸、幺爸都喊他三哥。自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大爸和二爸，听说他们都去世早，只有二爸留下了一儿一女。
　　其实，我父亲原名叫杨兴龙。按资阳老家残存的《杨氏族谱》记载，我们的先祖系湖北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故藉人氏，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宦逰入川，至清康熙时，四世祖杨寅被钦点为正八品，于丙辰年重新修定家谱，以厚其根本，复排班辈于下：
　　国正天心眷顾长 龙光显著庆平章
　　中中中中中中下 下中下中下中下
　　洪基远绍家常泰 祖德昭明世代祥
　　中下下中中下下 中中下中中中下
　　父亲的昭穆当为第八代“龙”字辈。早年听父亲讲，我爷爷去世早，奶奶拉扯他们几兄弟，生活很艰苦，父亲十三岁多就到中和场学徒当厨子，先学白案（面食），后又到资阳县学红案（肉食），最后到成都帮人并安家，改名杨明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恩师童韻樵与我父亲同庚，特为我父亲撰写了一幅藏头联相赠：“明理继前代，安居教后人”。真是书文双绝，我至今珍藏。
　　我父亲一生从事的职业都是炊事员，现在都叫厨师了。社会地位不高，但很实惠，特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天灾人祸的日子里，我二爸就是那阵子饿死的。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一个见了能吃得的东西，喉咙管就能伸出手爪爪来的荒唐岁月，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们生活在机关大院里，每家每户都不允许自己开伙，必须在机关食堂搭伙。饭是定量搭配罆罆饭，只有菜汤（实为刷锅水）是敞开的。所以每逢开饭都抢先舀汤，一是打上面漂浮的油珠珠，二是捞下面沉底的菜渣渣，无论是机关里的干部，还是家属院的小孩都这样，肚子饿了那里还有什么体面可讲。理所当然，炊事员也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一天配一两，饿不到司务长；一天配三钱，饿不到炊事员。我就经常在夜里，被下夜班回家的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迷迷糊糊的往嘴里胡乱塞一些馒头饼子一类的东西又睡。有句土话说得好“吃得饱，睡得着，免得蚊子咬脑壳”。吃饱了又睡，那才是一种幸福
　　我父亲是机关大院出了名的老好人，为人和善厚道，人缘很好，但对子女的教育却特别的严厉。他信奉“黄荊条子出好人”的道理，但凡我稍有差错，或与邻居小孩打架，或老师家访告状，或淘气尿床等，都免不了好一顿“笋子熬肉”的伺候，整个少年时期都是这样度过的。到了夏天，衣衫单薄，露在身上的乌紫色的鞭痕特别刺眼，院子里有些大人心怀同情或不怀好意的说：这娃儿是不是他亲生的哟，啷个下手这么狠哦！听到这话，我就会伤心的流泪，幻想着有人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将我带走，可见当时我对父亲的怨恨是很深的。
　　直到我1966年上初中，一来住校离家远，二来参加了红卫兵，有了“天兵天将”的护身符，父亲的“笋子熬肉”我才少有享受。真正感到父爱如山的深沉和厚重，那是1968年的寒冬。
　　我是绵阳中学初69级的学生，读了三年初中，没有摸一天书本。1966年秋入学，参加红卫兵，凭一张校革委开的串连证，免吃免住免车票，在全国几个大城市逛了一圈，抄了几本革命大字报，惹了一身跳蚤虱子才回家。1967年文攻武卫打武斗，因为年龄小，没有机会上战场，只有偷偷摸摸背到父母，到学校去弄枪耍子弹。1968年复课闹革命，学校派来军宣队，工宣队，押着革命小将成天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又先后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1968年年底，我们学校被安排到先锋公社（逰仙公社）八大队学农，主要任务是帮生产队收红萝卜和挖花生。收红萝卜是苦差事，打霜天，拔出的红萝卜要用手抹干净，最后，手指头冻得像一根根红萝卜。挖花生是美差事，军代表工代表宣佈纪律，劳动过程中，可以吃，不准塞包包。开始以为耳朵听错了，当确认可以吃，随便吃后，城头的娃儿哪里见过这么多花生可以随便吃，结果是，第二天早上天才麻麻亮，我们班二十多个男生，就有十多个齐刷刷地蹶着屁股蹲在驻地的田坎上拉稀，女生们大概都躲在屋后的竹林盘中方便去了。
　　拉了两天肚子，感到脚跁手软，一不小心掉到冬水田里，崴了脚，闪了腰，整湿了棉衣棉裤，军宣队工宣队派生产队的保管员，一个40多岁的汉子，用我带去的棉被将我裹起，用鸡公车推我走了30多里路，送我回家。
　　1968年的严冬，天寒地冻，浑身湿透，浑身伤痛的我回到温暖的家，因为发高烧，迷迷糊糊的我，看到了红红的焦炭炉火，看到了浮了一层红油的酸辣面，最后看到了父亲一双红红的眼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过泪的眼睛，我心里一震，我看到了慈祥，感到了温暖，以前对父亲的怨恨顿时冰消雪融，我赶紧低下头去，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面条，觉得到面里的猪油香味比以前浓了许多。
　　花开花落，又是一年桃红柳绿时节，桐子花含苞欲放，清明节快到了，人们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来祭奠自己的祖先和缅怀逝去的亲人。我又想念起我的父亲，仅此以小文，问候父亲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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