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索出版于1948年的《国家间政治》是中国所有战略研究单位研究人员和学生们人手一册的战略入门书,这本书是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的基础,说明了如何定义国际关系中大国的利益。 汉斯·J·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1904年2月17日-1980年7月19日),出生于德国,律师和政治学家,在纳粹掌权之后,1937年辗转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优先。
摩根索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六大原则: 第一、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可能改变。所以要想变革社会,就必须首先认识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趋利避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等),然后以这些认识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
第二、国际关系竞争中的力量大小确定你的国家利益大小。大国政治领导人是从评估自己国家的力量开始来确定自己国家应该拥有的利益的,并因此采取行动,不考虑不可行的,超出自己力量范围的行动。而且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假定。这一假定使不同国家看似不同的对外政策有了连贯性和一致性。此外,这一假设使人们有可能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做出评价(也即杰出领导人是能够优化自己国家力量,争取到最大利益的)。
我认为毛主席是这一条的典范例子。
第三、一国力量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大小是普遍适用的观念,是客观存在。在国际关系中争取最大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是判断、指导大国外交行为和政治行为唯一永存的标准。但利益的内容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视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如何算符合利益,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现在中国最大利益就是获取最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国际资源份额)
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第四、必须依据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不能用抽象和普遍的公式把普遍的道德原则应用于国家的行为。民族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时,评判其政策的标准是政策的政治后果。谨慎,即对不同政治行动的后果进行权衡,就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把个人道德同国家道德混为一谈,就是制造民族灾难,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
第五、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遍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所有国家都试图用全人类的道德原则掩盖他们的特殊的愿望和行动。只有从力量决定利益的角度,才能对所有国家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六、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学的独立性。政治行为必须用政治标准来判断。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是:这项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或部分人的福利?法学家们的问题是:这项政策符合法治精神吗?而现实主义理论家的问题是:这项政策对国家的力量和国际间争取利益权力有何影响?
这是我认为的精华所在。
我认为西方战略很清晰,很一贯:对盟友以外的对手,不惜一切手段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包括消灭;盟友内部用利益平衡手段,以免力量过于失衡形成独大。(这方面英国是老手,利用欧盟制约美国,利用美国制约欧盟,北约只是其工具之一)。
由于中国近年的快速崛起,且中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渗透法,也即不管你说什么,干什么,我都不管你,只是各个击破,诱之以利,只要你因为利益原因给我开个小口,我就能够渐渐把它变成大门。
目前我们这种传统战略已经使西方意识到打击有点来不及了,想设法拉进去,再用他们的游戏规则控制,遏制,减少抢占世界资源、世界市场的步伐,使他们的后代仍然能够在人类生态龛上占据顶级食物链。目前看来WTO也好,G8也好,G2也好都是这个判断的产品,中国好像在将计就计,打进去,拉出来。借用北平和平解放前傅作义谈判要价时毛主席的一句话:傅作义什么条件都答应他,进了北平城,就由不得他了。好像傅作义后来(50年,51年)告诉老毛说他在绥远还有若干枪和电台,想交出来,老毛说:你自己留着用吧。傅作义全身冷汗狂出。
我以前小看当局智慧,实际上大国游戏根本不是我们意淫的那么简单。当局里面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愤青,汉文化至上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我不太悲观。
不用太怀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也不要怀疑中国人的自尊感。
据我观察,目前决策层的思路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和资源份额,甚至不惜放低身价,卑躬屈膝。其他倒是没有什么远大、崇高或要拯救人类文明等等伟大理想,某种程度就是一些土财主。英国人早就看出来了,我记得布朗说过:中国人不要过于重商,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在忽悠我们到炉子上当烧烤呢,你说中国人会象印度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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